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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兴起，根源于厄扎尔执政期间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历史环境。祖国党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失业率上升。1980—1988年，失业率从16.4%上升为22.9%，失业人口总数从280万人上升为480万人。1987—1994年，占总人口80%的中下层群体的收入呈下降的趋势，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呈上升的趋势，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与此同时，中东部内陆地区与西部沿海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出口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出口贸易的扩大，被誉为安纳托利亚之虎的内陆中小私营企业开始挑战大公司的垄断地位。1990年5月，内陆中小私营企业成立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行业组织，名为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旨在抗衡代表大公司利益的土耳其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拥有约2 000家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994年4月，伊斯坦堡市议会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召开伊始，全体议员举行祷告，随后通过的第一批法规包括禁止在议会大厦服务区出售酒精类饮品的法令，体现出伊斯兰的宗教色彩。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相应变化，进而加剧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角逐，伊斯兰模式开始成为下层民众寻求改善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新出路。

繁荣党（Welfare Party）始建于1984年大选前夕，与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具有明显的政治渊源，均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一手创建，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先后作为3个伊斯兰政党即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的核心人物，被誉为“土耳其伊斯兰復兴运动之父”，可谓土耳其伊斯兰復兴运动的灵魂，长期活跃于土耳其的政治舞台，20世纪70年代作为救国党主席加入3届联合政府，出任内阁副总理，致力于现行国家体制内与世俗政党的政治合作。

相比于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繁荣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者包括农民、蓝领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其他中低收入者，分支遍布土耳其各地，触角延伸至土耳其社会的各个角落。“繁荣党的组织建立在投票站的基础上，每个投票站范围内的每条街甚至每栋楼都会派出专人监督，旨在保证选举期间所有的选民踊跃参加投票”。[1]繁荣党的外围组织包括分布在全国的诸多基金会、文化协会和青年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青年基金会。该组织系1975年由救国党创建，是土耳其最大的青年组织，20世纪90年代初有1 500余个分支，为成千上万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繁荣党强调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解放、民主意识和民族跃进”，是繁荣党倡导的基本纲领。繁荣党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强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反对教俗分离，抨击贫富分化，主张恢復伊斯兰教法，完善民族经济，建立福利性的经济制度、公正的社会秩序和自由的政治环境，保护劳动者的福利和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捍卫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谋求民众的最大利益。繁荣党反对国家控制宗教的政治原则，主张修改1982年宪法的第24款，即任何人不得以宗教规范作为国家之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础，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实现政治目的。在1995年的竞选纲领中，繁荣党抨击土耳其的现行制度存在瑕疵，是“欺骗民众的、假民主的和黑暗的统治”，宣称繁荣党致力于建设“多元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繁荣党强调，选举是通向政治权力的唯一道路。繁荣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在1984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首次亮相于土耳其政坛，获得78万张选票，支持率为4.4%，夺取凡城和乌尔法市的两个市长职位。在198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7万张选票，支持率为7.5%，低于选举法规定的“10%的门槛”，未能赢得议会席位。1989年，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繁荣党获得9.8%的选票。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3%的选票和议会下院61个席位。

在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