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调查处理。毛主席亲自电告总前委，指出“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
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并批评说：“不但证
明你们部队（三十五军）对如此事件不经请示擅自行动是错误的，而且证明
关于外交问题你们对下级似乎事前毫无教育，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中
央要求“一切外交事务不论大小均需事前向中央请示”，郑重指出“我党政
军人员未奉命令不能和任何外国记者和外国人谈任何事情”，并要求“各级
干部一体遵照”。针对外事纪律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要求我们：领导
机关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主要应当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要只靠
开干部会口头讲。口头指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
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
有挂一漏万的缺点。此次外交政策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因为对于这个问
题没有文电指示，中央告诫我们务必从中吸取教训。
南京解放初期，我们在伯承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大
家夜以继日地处理各条战线千头万绪的工作，往往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
觉。但是，同志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情绪十分高涨，工作得非常愉快。
我军渡江后，形势发展很快，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国民党军队不断被
歼，残敌溃退华南和西南一带。6月，中央开始部署向华南、西南的进军。7
月份我交代了南京的工作，主要从事进军西南的准备。9月份，我随第二野
战军进军西南。伯承同志和我调离南京后，由粟裕同志接任军管会主任、市
委书记，唐亮同志任军管会副主任、市委第一副书记，江渭清同志任市委第
二副书记。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挺进大西南
早在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就作出决
定，由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负责接管西南各省。随后，又对二野进军西南
的时间、任务及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着手做进军西南准备工作的
时候，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不足。我们南下时，从太行、太岳带来一批干部，
准备到西南去的。到南京后，饶漱石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干部，希望
把大行、大岳带来的干部都给福建，并说可以给一部分山东的支前干部随二
野去西南。小平同志顾全大局，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我们再另想别的办法吧。
此后，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我们除了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部分新闻、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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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以外，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1949年6月25日，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由我任团长。上海、南京两地分别由曹获秋和彭涛同志负责。当时，年轻人
革命热情很高，报名十分踊跃，一时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浪潮席捲许多院校、
工厂、机关，报名的人排成长龙，总数达两、三万人之众。有不少大学生、
中学生，其中有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中共地下党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
他们有强烈的反美反蒋情绪和救国救民的壮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政治
素质普遍较好。
我们对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并组织了集
训。学习的主要内容有《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及其三个
组成部分》、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以及国内外形势，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新区的
政策。刘伯承、邓小平、粟裕、张际春等二野的领导同志亲自为大家做报告，
他们除了讲形势及中央精神外，还针对学员们在学习中反映出来的模糊认识
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解释。这些深入浅出的报告，对
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帮助。小平同志报告的题目是《论老实》，着
重讲思想作风问题，还向大家提出了搞好会师、搞好群众工作、搞好统一战
线三项要求。我也给学员讲了几次课。在动员时，我们还特别强调西南地区
条件艰苦，要充分做好吃苦的准备。讲了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人无三分银”的贫穷地区，云南历史上曾是充军的地方。到那里全部实行供
给制，要钱没钱，要官没官，愿意献身革命，干一番事业的，不怕吃苦的，
我们热烈欢迎。同时，中共南京市委组织力量为西南服务团编写了介绍西南
各省有关情况的资料以及有关政策彙编，共十余册。由于思想动员和组织工
作都做得比较细，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又讲得比较多，大家的思想准备比较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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