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都说过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最
初确是逼出来的，不做不行，非做好不可。后来就逐渐运用自如了。
敌军工作是为武装斗争的胜利服务的。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摸清敌人的
活动情况，有针对性地搞好对敌宣传，实行攻心战；掌握敌人行动规律，抓
住有利时机，消灭敌人；利用敌伪关係，有效地保存自己。
军区政治部没有敌工部，专门做敌伪军工作。当时的敌工部长是张茂林
（现名张友萱），敌工部的几位科长也都精通日语，有的是大学生，他们对
敌斗争的经验都很丰富。全军区专职敌军工作人员1000多人，从上到下有一
套完整严密的组织系统。
当时的瓦解敌伪军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灵活多样，很有成效。
一种是开展宣传攻势。“传条”、“传话”是当时效果很好的一种宣传
方式。所谓“传条”。就是有的县开干部会时，每人写一张宣传小条，会后
动员小学生抄成上千上万张，通过内线关係带进据点，在大街上、伪县公署、
新民会和伪军宿舍等处散发张贴。这种小宣传条内容简单明了，但针对性很
强，指名道姓说某某如何如何，攻心作用很大。
除了这种手抄的“传条”，还印刷一些内容较多的传单向伪军散发。通
过传单向伪军宣传抗战的形势和我们的抗日政策，向他们讲解抗日道理，指
明出路。告诉伪军、伪组织人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还在传单上印
上关云长的画像。
还有一种叫武装宣传，也叫给伪军上夜课。组成武装宣传队，夜晚到敌
人炮楼前喊话，联繫据点或炮楼内的具体人和事，表扬好的，痛斥坏的。
开展记“黑红点”和“良心大检查”运动。这是冀南在对敌斗争中的一
个创造性的活动。我们对伪军、伪职人员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
“善恶录”、“生死簿”，谁干了坏事就画上个黑点，干了好事就画上个红
点。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就宽大处理，对黑点多的严厉惩罚。
记“黑红点”运动的开展，对伪军和伪职人员震动很大，黑点多了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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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算总帐、点名 （枪毙）。通过开展记“黑红点”，进一步开展“良心
大检查”运动，叫伪军们要有中国人的良心，争取多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
路。
当时，我们差不多同所有伪组织都进行了谈判，对可能做工作的伪军都
进行了工作。伪军、伪组织都怕将来与他们算总帐，就不敢闹了。伪军为了
给自己留条后路，急着做好事，多点红点，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日军要出来“扫荡”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头一天就能得到消息。在
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我们的基层干部晚上还可以进到日伪军碉堡所在的村
落，待日军“扫荡”返回后才离开。
由于我们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成功地抢救出刘志坚和李定灼等同志。
1942年10月，冀南区党委作了《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
我们军区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到各分区、地委传达贯彻。再道和我到一、三分
区，王宏坤同志到二、四分区，刘志坚和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到五、六分区
去传达。10月16日夜晚，刘志坚他们到了枣强县恩察东大师友村。17日天
刚亮，突然一阵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鬼子进了村。志坚同志骑着马向
外衝杀时，右腿被敌人子弹打断，从马上摔下来，被敌人俘虏，同时被俘的
还有艾大炎、胡景云等同志，他们被关押在大营据点。
我得知刘志坚同志被俘后，当时军区几个领导都在下边，我立即用电报
同再道、宏坤同志商量抢救办法。同时，向师首长作了报告。刘、邓指示要
想一切办法，把刘志坚同志抢救出来。
六分区易良品、文建武同志立即进行武装抢救的准备。易良品想调集部
队强攻大营据点，拿下据点救出刘主任。这时，正值二十团奉命从五分区向
一分区转移，副团长楚大明率该团第四、第六连去军区后方机关领取棉衣，
路过此地。因此，决定楚大明所率部队先执行抢救刘主任的任务。
军区敌工部长张茂林同志，原本就是跟着刘志坚一起 行动的，
正好在这里就地坐镇指挥情报联络工作。
大营据点的情况我们很清楚，据点内的维持会、伪军都有我们的关係。
志坚同志被俘前，大营的伪军、伪组织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驻大营据点
的日军是新换防的，刚来大营不久，什么也不知道，对大营及其周围的情况
和我军的活动都不了解。
志坚同志在据点里被关押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每天都有消息从里面送
出来，连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审讯，敌人问了些什么，志坚同志怎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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