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那么简单。还要很好解决在灾荒中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特殊问题，
如赎地问题、非正常婚姻和卖儿卖女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可能影响
农村生产恢復和发展。在严重的灾荒中，有些农户为了度荒，把土地典卖了。
灾荒过后，专署发出赎地训令，明确指出：凡1943年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典
卖之土地，均可照原价赎回。区党委、行署和各级政府大力帮助贫困农民赎
回灾荒中低价卖出的土地。同时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增佃活动，也
称“双减双增”活动。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非正常
婚姻是指在灾荒中，有些贫困农民因饥饿妻子再嫁，有的卖儿卖女。为使骨
肉团聚，党和政府进行了大量细緻调查工作，尽最大努力解决灾荒中妻离子
散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有利于安定群众情绪，发展农
村经济，更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
依靠群众，扎根群众，
咬紧牙渡难关
1942年和1943年两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代。
敌人疯狂地进攻，“合围”、“扫荡”、“封锁”、“蚕食”、“治安
强化”等，敌我斗争极其尖锐、残酷，又错综复杂，有军事的、政治的、经
济的和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斗争。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容纳大兵团活
动的地区已经没有了。
根据地被分割后，根据地村庄距离敌人据点、碉堡近的只有2、3里，中
间无一村之隔，敌人随时都可以组织进攻和袭击。不只每天，而且每时都有
可能发生战斗。前一分钟还平静无事，也许在一分钟之后就有一场恶战发生。
1942年全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400余次，平均每日7次，1943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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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战斗4000余次，平均每日10多次。
在战斗如此频繁、激烈的情况下，又偏偏遇上历史上少见的严重自然灾
害，旱灾、水灾、雹灾、虫灾接踵而来。灾害种类之多、受灾范围之广、时
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加之，伴随自然灾害而来还有传染病流行，严重威胁着
抗日军民的生
存。可谓天灾人祸，苦不堪言。这两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熬时间，“看
着表不走，看着太阳不动”，这个滋味没经过当时实践，是体会不到的。
“四·二九”大合围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我为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
区政委，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我还是冀南行署主任，集党政军领导于一身，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紧紧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上级首长和人民群众
的支持和拥护，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的严重形势非常关心。5月初，
刘邓首长就明确指出：“四·二九”受挫后，在干部和部队中必然会发生失
败情绪，甚至怀疑今后平原能否坚持，地方也会有这些问题。指示我们必须
提高部队与地方的斗争信心与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
性、长期性。
6月下旬，北方局也提醒我们：冀南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此种严重局
面还在发展，要求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克服悲观情绪，提高坚持冀南抗
战的信心，要保护群众力量。号召冀南区“全党、全军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
存亡”。
我们遵照北方局和刘邓首长指示，根据冀南区被敌人分割的严重形势，
1942年10月初，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冀南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
了，大家深入分析了冀南区斗争的严重形势，进一步研究了坚持斗争的有利
条件和当前困难的程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足冀南，励精图治，坚持斗争，
坚持根据地，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斗争多么残酷，决不离开冀南平原。“县
不离县” （是指县委、县政府和县游击队的活动不离开本县，在本地区坚持
斗争），冀南党和八路军始终和冀南人民在一起，决心与冀南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生死与共。
区党委根据扩大会议精神，作出《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
今冬明春的严重形势和艰苦局面，不会有所减轻和改变，一切工作必须从最
严重、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巩固思想阵地，长期打算，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冀南抗日军民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我们对不同地区确定了不同的斗争方针、任务和
斗争形式，以继续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在敌人统治较久、较巩固的地区，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
着重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同
时也不放鬆团结基本群众，指导其日常的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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