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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严明奖惩。1938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了一条重要公告，一方面对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扬之意，同时将对40余名失职将领的惩处情况公之于众。判处死刑的除放弃雁北天镇的61军军长李服膺外，还有旅长高仰如等8人，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师长邓龙光2人记大过一次；第39军军长刘和鼎和师长李松山、周祖晃、徐启明、潘文华、杨国祯以下10人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师长罗霖、巫剑雄、宋希濂、陈万仞以下10人撤职查办。此外，旅长以下受撤职处分的8人、受撤职永不叙用处分者2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者1人。以上受惩处者共42人。如此大规模惩处以整肃军纪的做法，在国民党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说这对国民党军队的震动还不够强烈的话，3天之后，即1月24日，山东省政府主席、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韩復榘以不战而逃的罪名被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消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震撼和衝击。以韩氏军阶之高，职任之重，堪称显贵，只要违纪，依然就戮，这对全军将士尤其是高、中级将领自是一个强烈的震慑，从而使战时军纪得以树立，以致许多将领相互告诫：“宁死于战场，不死于国法。”在临沂战场，59军军纪森严，奖惩分明。该军112旅旅长李金镇在临沂战役的第一天因未顶住日军反攻而败退沂河西岸，当即被张自忠军长撤职，另以作战勇猛之李九思团长升充旅长。在第二次临沂战役的最危急时刻，224团第3营营长贺某企图逃跑，被震怒的张自忠就地正法。担任机动攻击任务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一连数日逡巡瞻顾，按兵不动，后来也是在李宗仁和蒋介石的严厉训令之下，才积极行动起来，终于完成了使命。由上述可见，如果没有严厉的军法、军纪，台儿庄大捷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无论是“杂牌军”还是正规军，一视同仁。徐州会战中参战部队大部分都是“杂牌军”，李宗仁十分同情“杂牌军”的处境，从不嫌弃他们。他认为，对这些“杂牌军”“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和军人的天职”，官兵们还是能够“激发良知，服从命令，效命疆场”的。所以，他在同庞炳勋等人谈话时，无不晓以大义，恳切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为重，放弃保存实力的做法。他说：过去“我们在内战中搅了20多年……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与此同时，李宗仁还积极争取蒋介石对“杂牌军”一视同仁，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儘量解决各部队的困难，尤其是枪枝、弹药，以解其后顾之忧。当他得知中央军事当局欲将庞炳勋部5个团缩编为4个团，即代庞交涉，请求中央收回成命。结果，蒋介石同意庞部“维持现状”。其后，李得知庞部子弹奇缺，枪枝陈旧，又马上为其补充弹药，更换装备。许多将领在同李宗仁共事之后，都满怀感激地说：“带兵数十年，从没遇见如此宽宏大度，关心部下的长官！今后愿意战死沙场，以报司令长官的知遇之恩。”台儿庄战役中，各“杂牌军”英勇赴战，为国效死的表现，使蒋介石都感到惊讶，故对李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而李宗仁却从“杂牌军”的英勇表现中认识到：“作主帅的人只要大公无私，量材器使，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二、得到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有力支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在回答记者关于徐州会战胜利的原因时说：“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敌第5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线，不敢远离铁道一步……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可见，正是由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紧密配合、相互支援，才有徐州会战的胜利。其实，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和间接地给予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大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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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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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徐州会战，日军杀害中国百姓。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建议蒋介石，抗战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３月上旬，周恩来又和叶剑英在汉口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就第５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2个集团军在新四军张云逸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分，赴徐州会见李宗仁，建议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打一仗。此即台儿庄之战。

八路军以实际行动对徐州会战进行了配合。从战争全局看，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