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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弗雷德堡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的金策尔将军，于 5月6 日早晨到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来见我。他受弗雷德堡的委託向我报告，艾森豪威力

三十四、您对纽伦堡的审讯和对您的判决有什么看法?

1944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他的关于处理战败的德国的着名计划中规定，对德国战犯无需审讯即予枪决。

与此相反，美国司法部长比德尔和外交部长斯退丁纽斯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对德国战犯分为两级进行审判：甲级：德国最高领导成员应由国际法庭进行审判。

乙级：官职较低的德国战犯应由各占领国法庭进行审判。

根据为召开雅尔达会议而提交罗斯福的备忘录，盟国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讨论了对德国战犯的最后处理方案。

协商的最后结果就是战胜国缔结的并于1945年8 月、6 日签署的伦敦协定。

列入甲级审判名单的主要战犯总共是二十四个德国领导成员，其中也有我。我不知道，盟国对于把我列入被告之中，是否一开始就是意见一致的，但我获悉，美国人和英国人是反对对我起诉的，因为他们在德国海军作战部的作战日誌中没有发现关于我违反战争法规或人类道德的事实，可是俄国人和法国人却坚持要对我起诉。我不清楚法国人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支持俄国人。

于是，盟国决定，自1945年10月起，在纽伦堡对德国的头目们开庭审讯。

伦敦法规规定，按下列罪行对我们进行审判： 1．阴谋破坏和平罪； 2．破坏和平罪； 3．违反战时公法罪； 4．违反人道罪。

这几条的含义如下：关于“阴谋破坏和平罪”，盟国认为，德国头目们为了发动这场战争曾进行过密谋，因而不只是国家元首希特勒对这次战争的爆发负有罪责，而且所有曾参与密谋的德意志帝国的头目，无论是政界、军界或实业界的，对此都负有罪责。

根据这一新的法律原则，凡策划、准备、发动、领导以及仅仅是同情或参与了一场侵略战争的，就构成了“破坏和平罪”。

从“违反人道罪”的事实来看，凡奉国家之命而犯下大量罪行，如在集中营大批屠杀犯人，都应以违反国际法论处，无须考虑该国的国内法律即可提出起诉。

总之，伦敦法规制定了新的法律，它赋予这些新的法律原则以追溯力而不顾迄今为止的“无法律规定者不罚”这一法律原则。同样，这些新的法律原则也不考虑当前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法律，例如：服从乃军人之天职。这就是说，从今以后凡违反国际公法者即等于个人犯罪而予以惩罚。这样一来，历来公认为用来最后解决政治衝突的战争手段，现在凭藉对既往之事的追溯力，就可宣告为犯罪行为而受到惩罚。

现在再来谈我个人的问题：我是由于第一条‘阴谋破坏和平罪”、第二条“破坏和平罪”及第三条“违反战时公法罪”而在纽伦堡受到控告的。

在纽伦堡对我的起诉和审讯的四个战胜国中没有哪一国就第四条“违反人道罪”对我提出任何起诉。后来纽伦堡法庭宣布我第一条“阴谋破坏和平罪”为无罪，但由于第二条“破坏和平罪”和第三条“违反战时公法罪”而判了我十年徒刑。

然而，我被判为犯有“破坏和平罪”并不是由于策划、准备和发动一场侵略战争，而仅仅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军人参与了一场侵略战争。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纽伦堡法庭和其他占领国的法庭判决了唯一的一个仅仅由于参与过一次侵略战争而有罪的德国军人，这个人就是我。我并非由于参加对英国、法国、美国作战而被治罪，因为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把进攻西方国家的战争说成是德国的侵略战争。我之所以在纽伦堡被判刑，那是因为我在1940年执行了上级军事长官的命令，在占领挪威时往那里派遣了潜艇后援舰队。

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国家，每一个军人都是应该执行这样的命令的。如果他不这样做，那末该国家就会由于他在战争中不服从命令而给予严惩。很明显，这样一个不服从命令而受到处罚的军人就会被大家视为最不道德的人。作为一个正直的军人，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不服从命令的想法。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根据“破坏和平罪”这条新的法律，对仅仅是一场侵略战争的参与者也是要加以惩处的，然而，究竟什么是侵略战争，在条文中既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清楚的解释。至于一场战争是或不是侵略战争，这纯粹是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政治来决定。而每个国家总是试图在战争中证明他方是侵略者，或者证明本国是在受到威胁时才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必要的自卫的。这条判刑的规定后来在韩战中，在1956年11月英、法进攻苏伊士的战争中，再也没有使用过。因此我认为，伦敦法规中“破坏和平罪”这一条新法律是不合理的，如果把这一新法律的全部条款施加在参加过侵略战争的下级士兵身上，那就更行不通了。要是每个士兵都可能依据这一法律而受到惩处的话，那末，每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士兵在战争爆发时都有权在他拿起武器保卫祖国之前，先考察一下本国政府所推行的全部政策，以判断这场战争是否侵略战争。因为他如果参加了一场侵略战争，那末他总有一天会受到国际法庭的严惩。如果他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下令他去参与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那末他就有权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