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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纽伦堡法庭根本无法确证我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实，而把企图损害日内瓦公约的罪名强加在我的身上。

（3 ）相反，德国海军俘虏营中英国和美国犯人自己的头儿在战争结束被释放时，曾经书面向德国海军部证明，他们受到了相当好的照顾和宽待。这些证明都提交给了纽伦堡法庭。

这就是判决我犯有“违反战时公法罪”的三条理由。

对我判罪的这些理由在法律上是不可理解的，我想在申述之前再举下面的一些事例：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在法庭裁判时对我投了无罪释放的票，当时，比德尔先生的一个助手打算按照美国法庭通常的做法那样把表决时的这个少数意见记录下来，但比德尔先生为了不影响盟国之间的合作而没有让他这样做。

1946年9 月底艾森豪将军作为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委员，在决定是否要执行对我的判决时，他的美国法律顾问曾经要求他拒绝签字，撤销对我的判决。儘管如此，艾森豪还是同意了这个判决。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可能有这样的观点：政治上的考虑应优先于法律上的判断。

原伦敦大学教授、英国的国际法学者史密斯就纽伦堡法庭对我判决的依据写道：“这种言词看来是这样的笨拙和含糊不清，它说明法庭成员在处理邓尼茨案件时是多么的窘迫，在判决的各个方面要找出充分的事实根据对他定罪并不那么简单。”

在国外，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卓越的军人、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都认为对我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并且多次称之为“出自伪善的对法律的公然曲解”。

魏刚将军在1958年4 月16日的一封信中关于我的判决写道：“在我看来，对海军司令邓尼茨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这封信如果在法国公开发表也许会使人感到兴趣。

法国前总理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在1957年12月 18 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完全同意您信中所表明的观点，我认为对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判决——正如加勒裏海军上将在这一照会中所说的那样——简直是一种伪善。”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Ｊ·Ｆ·Ｃ·富勒在1957年7 月3 日的一封信中谈到纽伦堡审讯以及关于我的问题时，他所写的一段话也许同样会在法国引起人们的兴趣。概括起来，富勒对于我的判决也表示了与上面相同的“出自伪善的对法律的公然曲解”这样一种意见。他在1957年？月3 日的信中写道：“1870年9 月，德国民族报纸对于被捕的法国皇帝获得宽大处理表示不满，这时，俾斯麦却不这样看。他说：“民众感情和社会舆论总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这样认为：在国与国的交战中，征服者理应把战败者交付法庭，按照自己传统的法典对战败者所干过的一切行为（不论这些行为是对战胜者自身或是对第三者）进行惩罚。这完全是一种没有理性的要求。

惩和復仇同政治毫不相干。政治不应该同民众要求报復的呼声混在一起，也不应该只是谋求行使法官的职权。’遗憾的是，西方盟国没有能够为全世界产生一个俾斯麦类型的政治家。’这就是富勒的观点。他指出，拿破崙第三在1870年的战争中受到了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完全不同的处理，这位法国皇帝只不过是幽禁在加塞尔城的“威廉高地”皇宫之中而已。

上面讲到的几封信都是写给纽约的美国人Ｈ·基斯，汤普森先生的。

正因为我认为我在纽伦堡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正因为象我一开始所讲的那样，“破坏和平罪”这一纽伦堡的新法律并没有被证明为法律上的新发展，从而不能被看作是对判决的合理的改革，所以我对纽伦堡法律第四条“违反人道罪”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本书中早巳作过叙述，当我在1945年5 月7 日作为当时的德国元首第一次得知一个犯罪集团背着德国人民在集中营中大规模杀人时，我立即采取了措施。我曾请求艾森豪将军儘快地促使德意志帝国法庭能够审查和处理德国人所犯下的这种罪行。但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答覆。

由于当时德国方面没有立即审理这些罪行，因此在纽伦堡对这些罪犯们进行审判，比起让他们消遥法外，当然要好些。我也肯定，对违反人道的罪行实行制裁是伦敦法规的一个革新，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防止颠覆政府的活动，单靠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律制度显然是不够的。

当纽伦堡法庭结束了审判工作，在宣布判决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946年9 月3 日那一天，我们这些被告获得了在审判结束语中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在结束语中说：“我想讲三件事：“1 ．希望你们本着良心来判断德国潜艇战是否合法；我认为潜艇战是合法的，我是按照我的良心去做的，如果有可能，我还会照样做下去。我的部下出于对我的信任而执行我的命令，他们丝毫也不怀疑这些命令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在我看来，无论什么追加的罪名都不能否定德国士兵的美好信念以及他们志愿走上战场，前仆后继，奋战到底的高贵品质。

“2 ．这里纷纷传说在戊们这些被告中间曾经进行过密谋活动。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一种政治信条，对这类东西，人们只能是既可信又不可信，而无法加以证实。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灾难竟然是由这些密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