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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1 日早晨我收到了柏林帝国总理府发来的第二份电报。电文如下：“海军元帅邓尼茨（元首密令）：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儘快到您那里去。在我到来之前，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鲍曼。”

我从“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我认为“在我到来之前，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这句话是不对的。相反，在这一消息还未通过其他渠道和以其他不利的形式予以公布因而引起混乱之前，我必须立即就把希特勒已死的事实和我的继承事宜告诉全体德国人民。我的主要目的是，无论如何要防止发生混乱局面。我首先担心的是德国武装部队，因为德国武装部队在国家元首希特勒死后就不受誓约的束缚了。如果这个事实以其他途径通知德国士兵，那末其后果可能是使部队土崩瓦解。

出于这些缘由，我于1945年5 月1 日在一篇广播讲话中向德国人民宣布：“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而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使其免遭向前挺进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消灭。为此目的，军事战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对他们继续进行抵抗和同他们继续作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在欧洲散布布尔什维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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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于1945年5 月1 日向德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和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我接受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进行到正在战斗的部队和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户家庭能够摆脱奴役和毁灭为止。只要英美还在阻挠我们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得把战斗进行下去。’我要对德国武装部队说的话当然不止这些。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服从命令的义务问题以及由于希特勒之死而产生解除誓约的问题，使我在1945年5 月1日伤透脑筋。假如士兵们以为他们的义务已经摆脱，因而可以回家的话，那末我想避免的后果——产生混乱局面——仍然要发生，而且会牺牲一大批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面对前线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崩瓦解的陆军部队，要我通过士兵们的上级军官使武装部队的士兵作出效忠于我的正式宣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誓约问题缺乏自愿和个人履行誓约的法律基础，那末我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因此，在5 月1 日，我在命令中告诉德国士兵们：“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无保留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毁灭。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与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于元首的宣誓效忠，从现在起就得对我——元首指定的继承人——效忠。”

随后到来的那些多事的日子表明，武装部队的将士们都无条件地服从我并执行我的命令。

在我同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关于陆上战线的谈话中十分清楚地表明，库尔兰集团军和在东、西普鲁士集团军群的残余已经面临绝境。但我知道，还应竭尽全力将这些士兵从海上撤回西方。与此相反，还在德国东线最北部的维斯杜拉集团军以及仍然驻扎在南方的第九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离英占区和美占区的分界线已经很近了，因而估计他们能在投降前得到西方的保护。

在舒埃纳尔陆军元帅领导下东进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集团军群，看来情况有所不同。由于这一地区辽阔，与美占区离得较远，因此我认为迅速撤回这一集团军群是必要的。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想法则不同。因为他们担心从这条战线撤回部队，会使部队土崩瓦解，并且必然会使其落入前后夹攻的敌人的手掌之中。因而我收回了根据我自己的意见而对中央集团军群所作的相应指示，准备就这个问题与陆军元帅舒埃纳尔或是他的参谋长进行商谈。其中一个接到了我的指示后，马上乘飞机到了我这儿。

我所处理的其他一连串重大问题，那就是涉及还被我们所占领的地区，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那时，这些地方还平静无事。可是，如果我们在各条战线上的彻底失败暴露给这些国家的话，那末这些国家内部情况的发展将会怎样呢？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如何我还得在这些国家防止暴动和任何流血事件。我要马上同驻在这些国家的德国专员和在那里的德国军事首脑举行会谈，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使这些国家按照我的意愿纳入投降区域。我约他们于1945年5 月1日来见我。

与此同时，我还使用一切手段把士兵和难民从海上继续运送到西方。陆地上的部队和难民也同样试图儘快地到达英美占领区。

5 月2 日，局势有了急剧的变化和发展。

英国人在劳恩堡筑起了一座桥头堡。他们就在5 月2 日从这里发起进攻，很快便衝到了卢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