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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拯救的成功，我只能感谢命运。

美国历史学家把这次运输称之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极为成功的一次海上运输活动。

三十二、1945年4月底希特勒引退后，什么因素促使您接受了国家元首这一职位?

1945年4 月，我们东部和西部的陆上战线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英、美、俄三国的战线愈来愈接近德国的中心。这就使人不得不估计到德国将会出现被分割成北部和南部两个地区的这种趋势，面对这种情况，希特勒下令把北部地区置于我的领导之下。但是，只要希特勒还在柏林，这个命令的行使权充其量不过是在北部的非军事区的范围之内，因为希特勒想把军事领导权连同设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的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继续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四月份的头几个星期，希特勒打算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地区去。可是在4 月22日他又决定仍然留在柏林的元首地下避弹室。我在德国北部非军事区的行使命令权生效了。因此，我在4 月22日至23日的夜晚驱车到霍尔斯坦的普伦，进了我的新指挥所。可是，军事领导权还在希特勒手里，他的国家机器仍然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陆军元帅凯特尔和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两人指挥。1945年4 月底希特勒从柏林到了马克布兰登堡的来因斯贝格，为的是使参谋总部在俄、英、美三国包围柏林的情况下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我又在1945年4 月28日驱车从普伦到来因斯贝格，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了解军事情况。每条街都挤满了来自德国东部尚未为俄国人占领的那些地区朝西方逃亡的穷人和难民的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坐着马车，有的坐着手推车，也有的不坐车辆，他们随身只带少量的在逃难途中维持生活的用品。

我们乘坐小汽车只能非常缓慢地并且经常要离开公路穿过难民队伍向东驶去。我们看到英美的驱逐机出现了，它们朝路上扫射。可怜的难民死的死，伤的伤。我看到一个在公路旁边耕地的农民在敌机俯衝下来时，慌忙离开马和犁，扑到一条濠沟里去躲避。

我已经解释过，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海军的主要任务是越海抢救难民。我竭尽全力，务使这次海上运输儘可能地进行得又快又多。自1945年4 月23日我被任命为德国北部最高司令官以来，我立即把德国北部的非军事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为的是能立即采取各种措施，儘可能地加快陆上难民队伍的行进。在去来因斯贝格的路上，我亲自见到陆上难民的不幸遭遇。这种难忘的景象使我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1945年4 月28日在来因斯贝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召开的分析军事形势的会议上，我马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维斯杜拉集团军”已经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国人向西挺进。

我也同样认识到，最近以来我愈来愈担心的事情即将发生，即柏林地下避弹室国家元首已无法进行统一领导。儘管我的海军通讯部队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同那里仍然保持联繫，然而被包围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要对德国形势作出判断，以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判断外界形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非常容易产生混乱局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讲一下当时我们的军事形势，着重想引述一下德国投降后，根据1945年4 月底的形势，我对我的副官吕德·诺拉特海军少校所讲的话：“由于最后几个月的不断空袭，一切军工生产都下降到了最低限度。武器、弹药或燃料的一切储备都消耗殆尽。交通运输完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种原料、产品、粮食进行平衡或调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的西线陆军部队正在瓦解。在东方，东南线部队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奥斯特马克，伦杜利克的集团军群正坚持着他们的阵地，舒埃纳尔的集团军群还没有受到损失。但是，两个集团军群都只有供短时间使用的弹药和燃料。

“援救柏林没有成功，估计柏林马上会被包围。我们在东线北部的集团军群正在向梅克伦堡地区撤退，在东、西普鲁士的部队已经被俄国优势兵力所压倒，库尔兰战线仍然坚持着。

“德国海军打算同现有的商船队一起，从库尔兰和东、西普鲁士那里儘可能多地把部队由海上援救到西方。

“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和什勒斯维希—霍尔斯坦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但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敌人在这些地区即将进行的、可以预料到的进攻了。

“荷兰、丹麦、挪威以及比斯开湾港口、海峡群岛和敦刻尔克，仍在德国占领之下，此刻这些地区仍是稳定的，“德国空军只有极少的力量。由于缺少燃料，它们的战斗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于对德国形势不能指望实现政治上的转变，所以当德国东部战线和数百万难民已经西移之后，就必须准备根据相应的方案儘快地结束战争，以便继续把这些人从东方拯救出来。

对此，就需要有一个负责的发布命令的中央机构，一个统一的领导，这个领导能根据一个明确的方案来执行这一任务，它的指挥权要为所有德国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下级指挥部门所承认和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