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页

然而，我们后来不得不确认，儘管我们有无线电测量观察仪，但敌人对我们冒出水面的出乎他们意外的潜艇的方位又能加以测定了，看来，这种测位的方法是用其他短波进行的，而这种短波用我们的接收仪不能测量出来。我们今天知道，他们使用的是十厘米口径的仪器，这种仪器对于后来德国水面潜艇战遭受失败也起一定的作用。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1942年下半年的情况。儘管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出现了这种困难，但另——方面，每艘潜艇的效率，即所谓“潜力”——每个航海日击沉总吨位的战果——仍然保持同样高的水平。德国潜艇每个航海日击沉的吨位是： 1942年？月，总吨位为一百八十一吨； 1942 年8 月，总吨位为二百零四吨； 1942 年9月，海涛汹涌，风暴频繁，总吨位为一百四十九吨。

德国潜艇的损失率没有显着增加。1942年1 月至7 月，在美国防卫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损失率只有百分之三点九，1942年7 月至12月损失率增加到百分之八点九，而这一数字仍然比1939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低得多，1942年下半年同样要比1940年和1941年低，在那两年，海上作战的潜艇每月的损失率达百分之十三点四和百分之十一点四。

所以，1942年下半年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儘管战果时大时小，但平均起来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设法把潜艇巡逻队布置在儘可能远的西面，去拦截在北大西洋由西往东航行的护航队。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使将要投入这次反护航队战斗的其他潜艇有足够的时间也能从更远的岗位上调往已被发现的护航队那里。另一个目的是，当这支护航队在大西洋中部进入上述陆上飞机所监视的空白区时，已经调去的潜艇立即靠近护航队，接着就准备战斗。然后在这里就进行了通常总要持续好几天的潜艇进攻战。同样，我还设法儘可能远地在大西洋东部测出由东往西，即由英国开往美国的护航队来。

这样，战果总是辉煌的。这当然首先得归于潜艇全体人员的战斗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即使有最优秀的指挥官也将一事无成。因此，单靠指挥官和下级士兵的军事才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确信，这种精神在保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战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意识到，它有比个人生命价值更高的伦理价值。这种意识和这种精神，对一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但是，我对海战的进一步发展愈来愈感到忧虑，以致我对我们当时所取得的战果的满意心情烟消云散。敌人的飞机对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的所有海域的监视日益加强。对此，我在1942年8 月21日的作战日誌中这样写道：“作战困难在加重，照此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损失，降低战果，以致大大减少潜艇战的胜利希望。’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着作第2 卷第211 页上写道：‘邓尼茨的作战日誌的记录表明，他对他的新攻势的最初成果是并不满意的。”

因此，即使当时情况仍然有利，以及随着前线潜艇数量的终于增加，也可期望击沉船隻数量的增加，但是，今后潜艇战的问题，已经要求潜艇领导人立即加以考虑了。例如，怎样才能防止敌人测出潜艇方位？我们试图发展新的接收仪，用它来测出雷达测位的超短波。我们用一种防护物质涂在潜艇塔上，这种物质能吸收敌人发射出来的测位波，并使这种报告潜艇位置的测位波不再返回到敌人那里去。遗憾的是，这种物质的吸收能力还不够。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更有效地使潜艇免遭飞机的袭击。我们给潜艇配备了较好的高炮装置，当然，上面提到的期望发展一种对付测位波的接收仪，将首先用来保护潜艇免遭敌人飞机的突然袭击。

因此，1942年下半年儘管战果辉煌，我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

在随之而来的1943年最初几个月，我们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能够取得多大战果以及敌人对大西洋战役多么无把握，这些我想在下面几段中加以叙述。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因而也在这次战争的现实中，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们不能预见将来，因为并非一切情况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源都能为人们所认识和预见。例如，当我们在1943年3 月取得成功后，英国海军司令部就认为：他们已面临失败的威胁，由于德国采用潜艇结群战术展开进攻，护航体制已经过时。就是说，在 1943 年3 月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即将在1943年5 月，也即两个月之后，就能成功地粉碎德国反护航队的潜艇战。因此，直至出现这一转折之前，表面情况看来有时完全两样。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说明。

1942年12月底，我在加那利群岛附近布置了一支潜艇队，这支潜艇队应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巡逻侦察地带中途拦截由西面即由美国开往直布罗陀海峡去支持在北非的英美部队的船隻。1943年1 月3 日，另一艘在特立尼达岛附近作战的潜艇——它离驻在加那利群岛附近的那支潜艇队西南方有九百里，即一千五百六十公里——发现了一支驶往东北方向的油船护航队。遗憾的是，这支护航队又在它眼前失踪了。

我认为，这支油船护航队是来自库腊索岛—阿鲁巴岛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