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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重复地说，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我读了您的摘录以后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卡尔，邓尼茨可能是英国自罗退耳以来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他的建议极少为他的政治领导人所采纳，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幸运的。”

因此，在我们只有少量潜艇的情况下，如果出现某种情况需要把潜艇撤出吨位战这一主要任务，那就得认真地仔细检查和考虑一番，这样做是否真的绝对必要。因为，在英国能够以建造新船来弥补损失之前，我们必须儘快地击沉敌船，使英国人感到损失惨重。但是，这一原则，即只有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才可把潜艇撤出吨位战，我们并没有在战争中一直遵守。兹举如下数例： 1．雷德尔海军元帅早在1940年底就向希特勒建议，把战争的重点转移到地中海。雷德尔在提出这一建议时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陆军和空军，而没有考虑到把潜艇也转移到地中海之后对大西洋战役产生的反作用。

当然，地中海海域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和大西洋战役相比只能处于第二位。英国海军部1939年1 月30日的作战计划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大不列颠政府已经批准的这个计划中声称，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大西洋海路的安全。如计划所说，“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地区遭受的损失可能导致“一场迅速来临的无可挽回的灾难”。

与此相反，地中海在大不列颠的这个战争计划中称为第二个重点，因为对英国的海上交通来说，如果地中海的航道被敌人封锁的话，它还可以从东亚海域出发，从非洲一直往南，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然后到达英国。

就是在战争中，英国海军部也一直把确保大西洋的安全放在首位。1941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坎宁安海军上将担任着英国的地中海海军总司令之职。他在回忆录《一个水兵的奥德赛》第299 页写道：“我从首席海军大臣那里了解到，人们都有充分的认识，我们最大的危险在于大西洋战役。”

不言而喻，他当时作为地中海的总司令必须代表这个海域的利益，因此他也向英国海军部提出了加强他在地中海的防卫力量的相应要求。他在回忆录第321 页上如实地记述了他从当时的首席海军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那儿得到的回答：“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地中海以外的事件的全部意义。大西洋战役较之其他战役具有优先地位。不仅是我们的海岸受到潜艇、水雷和飞机的威胁，而且潜艇已经在弗里敦海域并有可能在纽芬兰附近作战。”

从这段摘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人是十分重视大西洋战役的。同这个观点相反，也同我的观点相反，1941年大批德国潜艇撤出了大西洋，开赴地中海，到达地中海的入海口——直布罗陀海峡的西边，由于我们撤走了潜艇，致使大西洋战役毫无进展。德国的海上战略的主要任务也即潜艇的主要任务——吨位战，就这样遭到了忽视。由于把潜艇调往地中海海域，在1941—1942年这段时间里，我们至少在大西洋战役中少击沉敌船五十万吨。这个数字还只是根据所谓“击沉率”的计算得出来的，即根据当时每艘潜艇每天实际击沉的吨位数算出来的。这就是说，人们还没有把以下情况估计在内，即在大西洋有更多的潜艇就意味着有更多双眼睛，更容易找到来往船隻，这样，击沉敌船的数量自然也就会更多些。

因此，把潜艇的部署偏重在地中海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

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着作第1 卷第540 页上写道：“可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敌人从潜艇的调动中能否获得好处，很令人怀疑，因为这种调动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敌人在大西洋上的攻势。”

2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和有关的海军部门自然有责任关心我们要有能够抵御敌人对我们占领下的挪威所施加的军事进攻的措施。为了这个目的，也需要经常部署几艘潜艇在那儿当“哨兵”，因而有一些潜艇就背离了儘可能多地击沉商船这一主要任务了。

正如我开始所说的那样，在采取这种措施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把潜艇从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方面撤走，是否真的值得这样做。

当时我认为，把潜艇预先部署在挪威海岸的这种预防性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的潜艇在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中，比方说，英国人在挪威登陆，十分可能来不及赶到敌人进攻的地点，及时制止其行动。

对此，我曾在1941年底写道：“潜艇司令认为，在英国人对挪威海岸发动短期的示威性的突然袭击时，要出动大西洋的潜艇是不适当的，其理由如下：“1 ．潜艇极少可能及时赶到现场。

“2 ．对快速活动的目标，潜艇的命中率极低。

“3 ．这样出动潜艇需要消耗很多燃料，这就限制了计划中用于大西洋美洲海域内的燃料消耗量。

“4 ．由于这样出动潜艇，又使大西洋潜艇延误了返抵战区的时间，而这——战区几星期来一直处在无潜艇的‘真空状态’。儘快地消除这种状态是极为重要的。这种‘真空状态’一直在阻碍我们利用尚未触动的美洲海域的巨大可能性。此外，这也自然大大地减轻了英国对大西洋防卫力量的负担，并使英国人集中兵力到当时德国大批潜艇所在的或正在经过的海域，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我们自己的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