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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谈谈我训练德国潜艇部队的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即“结群战术”。不言而喻，在战争中，人们都想在战场上儘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力量。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争斗以来，这种想法就存在了。所以，早在原始时期，人们就为了进行战斗而群集在一起。这一基本原则，几千年以来，被用之于历次战争的陆战和海战之中的各种形式。只有潜艇——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被初次用作为战斗武器———直到如今还是基本上单独作战，原因是对潜艇不可能统一指挥。这种统一指挥，即指挥多艘潜艇同时投入战斗，正是我自1935年秋天起所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在无数次演习中，我试图通过潜艇的相应的战术布阵来搜索敌舰，然后根据侦察到的敌舰位置发动多艘潜艇一起进攻敌舰。很清楚，这里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例如，在多大的范围和多远的距离内可以进行指挥？是否只能在搜索敌舰、报告敌舰位置、导引其他潜艇这几方面实行潜艇的战术合作呢？是否也可以指挥多艘潜艇联合进攻呢？可是，该由谁来指挥呢？由于敌人的反潜艇措施，潜艇被迫潜入水中，成了瞎子，这就毫无疑问地不能再有所作为了，那末，一艘处于敌人海域内的潜艇究竟能不能指挥呢？是否必须让一位陆上的指挥官来指挥呢？可是这个指挥官由于在遥远的陆地上，他是否充分了解海上作战区域内敌人的全部情况和瞬息万变的天气情况呢？由于这些原因，陆上的指挥官是否有能力进行指挥呢？在这些问题中还涉及一系列通讯联络的技术性问题，例如，一艘潜艇潜水到多少深度还能与之保持联繫。

在1935—1939年这几年里，我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在无数次演习中，我们逐渐为结群战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战术在舰队的每次联合演习中充分有效地向任何一个敌人表明，必须估计到在夜间会发生多艘潜艇同时出动的夜袭。

所以，年轻的德国潜艇部队开头几年的训练，对于潜艇人员和我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期。认为潜艇武器已经过时的混杂思想从潜艇人员的头脑里清除掉了。相反，他们看到了自己特别在夜袭中以及在我所创立的结群战术中能取得何等样的成绩。这样，在1935—1939年的和平年代里，在年轻的潜艇部队中就形成了一种军人集体的特殊精神，这种精神此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经受了考验。

1938年秋，海军上校冯，弗雷德堡被派到潜艇部队来。

按照海军总司令部和平时期的计划，他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和熟悉之后，将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的领导人。

经过相应的基本训练后，我派冯·弗雷德堡担任一艘潜艇的指挥官，接着他进了我的司令部。他将在1940年春接替我的职务。海军总司令决定，届时我将单独进行一次世界旅行，以便为一次出国环球航行作准备。我将担任拥有我们四艘最现代化的巡洋舰的一支分舰队的司令。该舰队将于1940年10月1 日开始这次世界旅行。

原先就是这样打算的。但在1939年秋战争开始了，一切都变了。我当然必须用我所训练的潜艇部队进行战争。优秀的、忠实的冯·弗雷德堡海军上校担负了在我国沿波罗的海我的潜艇防区内为即将服役的新潜艇培训人员的领导工作，这些人员后来在战争中被我派到前线去了。

九、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您对国家社会主义是怎样评价价的?

要在今天谈论过去是困难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为当时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假如一位历史学家要评价过去的事件和人物行为的话，他就必须以当时的认．识为基础，而决不允许以现在全然不同的情况作为标准来观察问题。所以，我今天也要儘量客观地来谈我当时是怎样看待那些事情的。

1918年战争的失败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后果使我们这些军官——如同任何一个国家的热爱祖国的国民一样——心情十分沉重。对这些后果——不论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并未施加过任何影响。就我们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言，我们是作为军人为全体德国人民和国家服务的，这个国家的形式已由我们的同胞们给自己选择好了，因此，法律上的选举权我们也是没有的。这无异是为我们对国内政治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作了证明和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正确的。

我们就是这样来尽我们军人的职责的。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我们确实也对德国的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向感到忧虑。

当时，整个世界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对德国来说，特别是由于支付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赔款，影响尤为严重。1932年3 月德国失业人数高达六百一十万人。实行民主政体的德国总理布吕宁不得不发布“紧急状态法”，以防止全面的经济崩溃和维护国家的安全。

毋庸赘言：在大量的失业和失业者及其家庭遭受不断增长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德国人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当时的政治领导深感不满。因此，左右两翼政党，无论是国社党还是共产党，都受到人们极大的拥护，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希望这些政党能够改变在德国总理布吕宁领导下的中派政党所难以控制的绝望的局面。因此，在1930年9 月14日国会选举中国社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