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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3)

我读到的最新的一篇关于瞿秋白的文章，是吴小龙发表于《随笔》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这篇长文表达了与林勃所代表的观点相近的看法，并把问题思考得更深入，对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时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自称“叛徒”。吴文指出，瞿秋白在如此自称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真的以这个称呼来侮辱他的那些人们永远不可能理解的一种悲怆”。如果“叛徒”意味着向敌人告密求饶，意味着出卖组织和“同志”，那瞿秋白决不是这样的“叛徒”。然而，“他又确实在内心里与作为国民党杀他的理由的那个‘事业’拉开了距离，他所经历的这个运动中的许多事，确实使他感到了某种真诚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对这种‘政治’的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瞿秋白早已是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叛徒”。吴文也强调，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瞿秋白对自己的那些“苛评”，也不能简单地理解瞿秋白表达的那种对政治的倦怠和冷漠：“现在，我们可以不必讳言，造成了瞿秋白这种倦怠和心灰意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思想家的生命有赖于他所认定的价值原则，和体现、实现这种价值原则的事业这两者的支撑，而在瞿秋白，这两种支撑都已大半失落：‘同一营垒’里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与他们共同认定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理想，以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诚，他无法接受这一切，因此，才有那些疲惫，厌倦等深深透着失望的情绪产生；事业上，由于非他所能为力的原因，他现在被‘解除了武装，拉出了队伍’，成为一个失败者——这两者，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表现出那种无奈、痛苦、低沉的情绪的根本原因。”至于瞿秋白为何要以一种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林勃、吴小龙等都指出，是因为瞿秋白身处敌人狱中，不便于明白直接地谈论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黑幕和表达自己的反思。

上述三种对《多余的话》的理解，第一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相同，即都对《多余的话》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却大相径庭。第二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颇对立，但在对瞿秋白真意的体察上却更接近。其实，只要对瞿秋白投身“革命”后的人生遭遇有所了解，只要对瞿秋白所身历的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形略为熟悉，就不难看出第一种理解是过于皮相的。就我来说，越是细细品味《多余的话》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怆的诗。它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表达得既朦胧又深刻，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临终之际对自身人生错位的痛悔表达得既隐晦又显豁。

三

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从1928年开始，便饱尝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苏联度过的，而正是在这期间身历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使瞿秋白萌发了对“政治”的极度厌倦，也使瞿秋白开始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据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3）中回忆，在苏联时期，攀上了米夫做后台的王明，就开始对瞿秋白百般陷害，甚至必欲置瞿秋白于死地而后快。王明等人先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内捏造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反党的秘密团体”，而背后的“大头头”就是瞿秋白。于是，来了一场气势汹汹的清查运动，向忠发在大会上宣布：“在共产党内搞同乡会活动的人，都要枪毙！”陆立之回忆说，运动“升级”后，“有人被捕，有人失踪，还有人上吊自杀了。列宁学院有几个中国同学在休假日自己烹调中国菜小酌，热闹了一阵。因为他们的方言别人听不大懂，王明的耳目就做了汇报，于是，就说他们在开会，以图製造‘江浙同乡会’的口实。”在运动中，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被王明诬为“疯子”，最后“失踪致死”，而“这顶疯帽本想扣在秋白头上但没有得逞，就让瞿景白做了替身。”“江浙同乡会”的棍子未能直接打倒瞿秋白，米夫、王明们便干脆“向秋白直接诬陷”，“米夫硬说秋白和黄平都有神经病，强制送精神病院检查。”再后来，米夫和王明又编写了一份《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谴责决议》，把一顶“分裂主义”的帽子扣到瞿秋白头上，理由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学潮中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助长了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活动。”“最后，米夫又甩出王牌，必欲将瞿秋白置于死地，也就是把拎在手里的另一顶‘托派’帽子硬扣瞿秋白，大家可以想像：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是一道催命符，米夫甩出这件法宝，喜形于色，料定瞿秋白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是因为史达林最终并不认可米夫的构陷，瞿秋白才免于一死。然而，瞿秋白身虽未死，心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