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战士们都感受到了这里的严肃气氛，一个个挺直腰板，振奋精神。就象上了发条一样。所有口令他们都完成得很认真，做到了整齐划一，准确无误。转弯，又是一个转弯，展开横队，又收拢为纵队。我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做错动作。而两个月前，他们在队列里还是笨物笨脚！特别是2连的那个小伙子。
评判员们看着我，故意板着面孔，而把笑容藏在鬍子下面。我知道，我的稚嫩惹他们发笑，而我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因为我还没长鬍子……
最后传来口令：
“立定！……”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在队列前走过，他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着红军战士们和指挥员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补充连的训练水平和精神状态都十分满意。最后，他握了握我的手，告诉我说，我们团不久就要编入作战军队。
1919年3月初，我团从喀山调到了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地区，编入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各营分驻在托伊马、下托伊马和上托伊马三个较大的村子里。
把部队从喀山带到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条不紊地组织人员上车，要给每列车分配炊具、物资、马匹和板车。应该从何着手，谁也不清楚。此外，还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红军战士中有些人在喀山服役时表现还可以，一听说要离别亲友上前线，就打算往家里溜。
集团军的一个委员会来到我们团，警告我们说，如果部队出现开小差的现象，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将处分团指挥人员。
我们对部队进行了解释说服工作，还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各分队建立了审查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制止一切开小差的企图。
由于我们的努力，部队很顺利地完成了转移任务。
我们随时都可能投入战斗。当时高尔察克发动了新的攻势。他的军队占领了阿汉斯克、奥萨、比尔斯克。3月11日，又占邻了乌法。我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形成了一个150公里的缺口。
白匪军卡马第8师的几个团乘虚而入，直接威胁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和奇斯托波尔。而在那里，在卡马河流域积存着大量的国家中部地区所急需的粮食。
我们团的任务是：儘量缩小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在春汛到来之间，把这里的居民点控制在自己手里，保障粮食外运到我国的中部地区去。但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们武器不足，机枪更少的可怜，全团只有三挺“马克沁”。团长请求集团军司令员按编制给我们团配足机枪。
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回答他说：
“白匪军手中有很多机枪，用他们的机枪补充吧！阿津就是这样做的。”他停了一下，又解释道，“第28师师长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集团军司令员尊敬这位师长，称呼他时还带上名字和父名）就是用敌人的炮弹补充自己的炮兵。炮弹一打光，他就命令骑兵团说：‘衝到敌人后方去，搞些炮弹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与高尔察克匪徒展开战斗的前夕，我心中就对阿津师长产生了特殊的好感。这并不是因为在军队中和在老百姓中传说着他的许多神奇的故事，也不仅是因为他作战勇敢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严酷无情。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只要克服对危险的恐惧心理，你就不再是个胆小鬼。残酷无情更容易做到，在激烈的战斗中，手中的武器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只要你的手别发抖。而我尊敬阿津，是因为他是一位刚毅而又机智的指挥员，士兵们都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阿津和他们一起战斗，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有时，白匪用榴霰弹和密集的机枪火力把我们的战士压在地上，而阿津却跑过去，沿着隐蔽的散兵线给士兵们发烟捲。谁能不跟这样的指挥员打衝锋呢？当然，阿津这样做有点太冒失，可当时的阿津师长才年仅23岁。阿津善于迅速地判明敌人的企图，洞悉敌人的弱点，因此敢于把部队派到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
阿津获得的荣誉激励着我，哪个年轻人不想做一个出色的人？！何况是在战争年代……我不想隐瞒，我当时处处都想模仿阿津。
当然，这种想法不只我有，我们团的许多连长、营长都希望在阿津的指挥下作战。
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没有见到阿津，但他在我们的想像中是个身材高大、灵活机警的人，说起话来声如雷鸣。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团被编入步兵第28师。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团开赴可能与敌遭遇的地区去。命令最后几行要求我们按照条令把部队编成行军纵队。我们感到很惊奇。
那时，新的条令还没有制定出来，红军使用的是旧条令，只是在旧条令外面贴了一张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封皮。大家逐段逐条地学习条令，遇到讲上帝和沙皇的地方，就略去不看。我们惊奇的是，一向善于按自己的新法则指挥作战的阿津，居然也要求我们执行旧条例。看来，他并不象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简单。
2营和3营被派去掩护奇斯托波尔，1营和所有的团属分队取道耶拉布加和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前出至缅泽林斯克。还有一个营的补充兵力派往那里，这个营是由700名被赦免的逃兵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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