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末期，因为国有土地的缩小和屯田系统的僵化，屯田的利润锐减，困难重重。何晏等人专权的时候，私自分割洛阳野王屯田的桑田数百顷，占为己有。官僚侵占屯田土地进一步加速了屯田制度的解体。魏亡前一年，朝廷正式罢屯田官，各典农中郎将转任太守，屯田都尉转任县长。曹魏屯田正式结束。
伴随屯田经济发展的，是曹魏自耕农经济的迅速恢復与发展。
在这里说个小故事：250年前后，安定人皇甫隆担任敦煌太守。当时敦煌百姓还不知道如何耕种。他们常常用水灌溉土地，等土地有点湿润了，再进行耕种；耕种时他们既不会使用耧犁，对用水、劳作等内容也知之甚少。这样既浪费人力和家畜，而且收穫的谷物也少。皇甫隆到任后，教百姓製作耧犁，又教大家灌溉耕种。岁末统计，百姓可以节约一半的劳力，却增加了五成的谷物收成。
这是曹魏将先进的耕作技术与农具在落后地区推广，从而提高了劳动效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典型例子。
在富国强兵战略的主导下，曹魏的国力迅速提升。《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了263年三国的人口情况，其中魏国有663423户，计4432881人；吴国有53万户，约230万人；蜀汉只有28万户，大约94万人①。曹魏在人口上远远超过了南方两国的总和。在西至敦煌，东到大海，北起长城，南达长江的庞大帝国内，曹魏建立了牢固的统治。那个艾奇逊式的预言始终没有实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力的积蓄，东吴和蜀汉在与曹魏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被远远落在了后面，差距日益拉大。
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趋势再次出现。
孙权之后主政的诸葛恪显然看到了这样的趋势。他之所以不顾朝野上下的反对，倾全国之力北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畏惧曹魏国力的快速恢復。
诸葛恪在出兵前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从古到今，没有不热衷于兼併天下的王者。战国的时候，六国诸侯以为互为救援就可以传世保存了。在无所作为的相持中，西边的秦国迅速强大，兼併了天下。近的以荆州的刘表为例。他有部众十万，财谷如山，在曹操力量微弱的时候不与曹操竞争，坐观敌人强大。北方平定后，曹操率三十万军队进攻荆州，刘表的儿子投降，成为囚虏。敌我矛盾是相互仇恨、吞併的矛盾，坐等敌人强大，无疑是祸害后人，我们不能没有远虑啊。现在曹魏拥有九州之地，但尚未恢復元气，力量并不强大，正是我们早灭后患的时候啊！
诸葛恪的北伐遭到了惨败。他出发前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在他北伐之前，曹魏经过四五十年的富国强兵的耕耘，实力已经超过了东吴。
正文 第27节：五、巴蜀慷慨北伐行(1)
五、巴蜀慷慨北伐行
【前出师表】（摘录）
诸葛亮（蜀·丞相）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
庶竭驽钝，攘除奸凶，
兴復汉室，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权相与战争体制
历史上建国巴蜀的割据政权都是安于自守，唯有蜀汉对中原始终抱有浓厚的政治野心。
蜀汉能以一州之力连年征战以争天下，是因为它建立了以北伐为目标的战争体制。
蜀汉的战争体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于兴復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蜀汉以汉朝正统自居，一切政府言论和政治宣传都以北伐復国为基调。在国家建设方面，蜀汉的主要精力放在北伐中原上。国力的积累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外交的目标是为战争创造有利的环境。人口不满百万的蜀国竟然保持了一支将近十万人的常备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战争体制所体现的第三方面是在全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诸葛亮在战争目标下，确立了对全国的实际掌控。
整个战争体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备集团在中原大地上的颠沛流离。整个集团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充满威胁的迁移过程中，战争几乎成为集团的常态。人们极少进行经济建设，而是适应了三月一小战五月一大战的生活。获得荆州南部的四个郡后，刘备集团相对安顿了下来，但是流动和战争的基因毕竟种下了，并在之后的进攻益州和汉中战役中获得了延续。
战争基因的产生是集团生存的要求，但是诸葛亮成为託孤大臣后，却将此基因巩固、发展，使之流淌在国家的血脉中。特定的形势和诸葛亮的个人能力与之相配合，就建立了战争体制。
战争体制的萌芽出现在永安託孤之时。分散在《三国志》各卷中的隻言片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全貌。《后主传》说：先主病笃，託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
《诸葛亮传》说：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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