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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12 日，美第2 军参谋长基恩少将和军医官阿内斯特上校向布莱德雷全面汇报了巴顿“打耳光”事件的详细经过，并递交了一份有关报告。布莱德雷震惊之余，感到事情比较严重。他心想，此事一旦公开出去，对目前美军作战将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于是，他问基恩是否还有人知道这份报告，当得知无人知晓时，马上指示基恩：“用信封把文件封好，写上只能由我和你启封，然后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布莱德雷认为眼下战事十分紧张，一切人为地干扰都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显然，他想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把“打耳光”事件隐瞒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巴顿打人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第7 集团军，新闻界也开始议论纷纷。阿内斯特上校见布莱德雷不愿公开此事，便通过其它途径把报告直接交给了艾森豪。

艾森豪看完报告后，感到既惊讶又棘手。因为，此时此刻，巴顿正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墨西拿城，全世界都在向他欢呼。如何在这一时刻去处置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呢？为了慎重起见，艾森豪派卫生顾问佩林·朗中校单独进行一次调查，并指示调查结果只向他一人汇报。随后，艾森豪以个人名义给巴顿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了已顿的错误行为，并指出：如果情况属实，巴顿必须去向被打者道歉，向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道歉，而且还要向整个第7 集团军，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道歉。

艾森豪认为，这种处理办法对于一向高傲自大的巴顿来说，无疑是一种最严厉的处罚。为了防止事情越传越走样，艾森豪召见了新闻界代表，向他们通报了事件的经过和采取的处理办法，并诚恳地要求记者，鑑于目前军事形势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与会者接受了这一请求。

巴顿接到艾森豪的信后，开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我的行动太轻率了，而且对情况的了解也很不够。我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谁也不能容忍装病逃避的现象存在，它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我坦率地承认，我的方法是错误的，我将尽力改正。”

巴顿认真执行了艾森豪的命令。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被打士兵以及与此事有关的人员应邀来到巴顿的司令部。巴顿诚恳地向他们表示了歉意。然后，巴顿婉转地解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一个朋友在前线打仗，因怕死而开了小差，后来他感到无地自容，而后悔过度自杀了。巴顿说：“如果当时有人粗暴地对待他，打他几个耳光，使他清醒，他是可能得救的。”听了巴顿的一席谈，在场的人都对巴顿表示了谅解。事后，巴顿致信艾森豪，“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本应为你赴汤蹈火，然而却给你惹来了麻烦，我万分悔恨、内疚和痛苦。”

巴顿的公开道歉，使巴顿在官兵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修正和维护。在公开道歉后的几个星期里，巴顿在他的司令部——巴勒莫王宫闭门不出。这很让官兵们难过，大家认为，是巴顿把他们带到了胜利的彼岸，在这种时候，巴顿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共同分享胜利的欢乐，儘管巴顿犯了错，但相对于功绩而言，错误是次要的，况且巴顿认错的态度是良好的。官兵们企盼巴顿能够回到他们中间。

9 月初，美国红十字会主席诺曼·H·戴维斯来访，直到这时，巴顿才公开露面。在礼堂里，巴顿笔直地站在讲台前，面对与会的官兵，他说：“我想我还是站在这里，让大家看一看，我是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是一个王八蛋！”礼堂内顿时活跃起来，官兵们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至此，“打耳光”事件的阴影在第7 集团军中已经基本消除，巴顿与官兵之间的关係又变得融洽如初。

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1 月21 日，随军记者德鲁·皮尔逊违反诺言，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披露了这一事件。由于他歪曲事实，大肆夸张，很快便在美国社会和政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向国会请愿，要求国会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且公布于世。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走向街头，他们大声喊着，“把巴顿赶出军队”，“艾森豪不该袒护巴顿的罪行”。

面对各界人士的狂呼乱叫，美国陆军最高领导层是清醒的，他们既对巴顿所犯的错误表示遗憾和愤怒，同时，又一致认为必须充分发挥巴顿不可替代的作用。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出，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要做“严肃的军事考虑”，并明确地说，巴顿是美军中不可多得一员虎将，保留他的高级指挥职务是“符合战争的最高利益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竭力为巴顿辩护，并赞成把巴顿的永久军衔晋升为准将（巴顿的永久军衔原为上校）。正是由于美国陆军部最高领导层慎时度势，强硬地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巴顿才倖免于难。

11 月24 日，艾森豪奉陆军部的命令，呈送了关于巴顿“打耳光”事件的最全面的报告。该报告详细而又客观地介绍了事件的经过和他所采取的处理措施以及巴顿在改正错误方面所做的努力。该报告明确地指出：“必须记住，一方面巴顿在这些具体事件中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了解此事的军官都莫不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巴顿本人爱护、鼓励并在物质上帮助士兵，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结果是，在整个西西里战役中，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