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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先后召开“省革筹”小组会议和军民大会，彻底批判了“省无联”。并发动全省各级群众组织，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批判“省无联”的反动纲领和罪行。猖狂一时的“省无联”立刻“土崩瓦解”。他们的主要头头畏罪潜逃，逮捕了几个坏头头。2月21日，长沙又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庆祝“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各主要群众组织纷纷宣布撤销总部，所属人员回本单位参加大联合。至此，湖南全省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逐渐解散，全省的形势明显好转。

（三）中央领导的“三·三○”指示与省革委会的成立

1968年1月7日到9日，“省革筹”小组在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誌）的元旦社论时，提出争取在第一季度内成立省革命委员会。1月26日，“省革筹”小组发出《关于筹备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提出“初步决定于3月1日前成立省革命委员会”。2月10日，华国锋召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准备工作。他说，周总理在京接见湖南学习班代表时说，希望湖南省在二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2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成立省革委会问题。我在会上也表示要加大步伐，成立革委会。华国锋说，现在全国形势大好。湖南形势也是大好。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我省周围已有许多省成立了革委会，都把我们包围了，形势逼人。我们要下决心在2月25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会后，各项准备工作立即紧张起来。

正在我们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时候，2月19日，接到周总理的电报：25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不够成熟，是否改在三月份。周总理还指示说，成立革委会的工作要扎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省革筹”小组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推迟了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日期。1968年2月底，湖南“省革筹”小组认真研究并起草了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虽然没有提成立省革委会的具体日子，但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按3月10日成立的时间来要求的。“报告”上报后，直到三月中旬才接到中央通知说，省一级的夺权，“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

1968年3月16日，我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副组长华国锋、章伯森等，赴北京向中央汇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3月30日21时许，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我们汇报团的全体成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叶群、汪东兴等，主要是讨论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会议一开始，江青便带着不满的情绪，发牢骚地说，湖南的情况我不太熟悉。我只参加过半个会，有的人我还不认识。湖南的问题我没有插手，别人也不让我插手。接着，她和陈伯达等又询问了湖南批“省无联”等情况。我和华国锋等作了些汇报。江青说，造反派是有阶级性的。造谁的反？造我们的反！“省无联”是不是戚本禹支持的那一派？那时他们只要戚本禹单独接见，我是很生气的。并说，现在主要是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右倾分裂。你们把党内的与社会上的混淆了。

江青见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上没有写“中央文革”，很生气地说：你们的报告没提“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要“稍息”了。好吧！我们“中央文革”的四个人可以退席，你们自己去开会吧！你们整个精神是取消“中央文革”。“二月逆流”就是取消“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这样干，还叫革命委员会呢！你们眼睛里没有革命的领导，只有保守的领导。江青真的悻悻地退出了会场。过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接着说，“报告”第三段也要改，要直接点刘、邓、陶的名。湖南只点王延春的名，张平化呢？你们要大批张平化。还说，龙书金（省军区司令员）要结合，这个干部不结合不合适。我接着说，龙书金同志可以结合，可以当主任。

周总理也说，龙书金要结合，看摆到什么位置。长达3个多小时的接见，几乎都是江青一个人在讲。本来是周总理主持会议，但江青却没有把总理放在眼里。周总理没有理睬江青的牢骚话，他耐心地对我们说，“报告”的语言要朴素、准确。

接见一直到31日零点30分才结束。这次接见的内容被称为“三·三○”指示。

接见之后，湖南“省革筹”小组赴京汇报的负责同志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又作了一次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显然是在江青的干扰下，并按其讲话内容突出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

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印发了经毛主席审阅和批示“照办”的中发〔1968〕56号文件《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说：“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央批准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