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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还想坚决顶下去。但内心又非常矛盾，如果是面对敌人的法庭、监狱，为革命而死，我是死而无憾的。可是，现在面对的却是自己的同志，居然还大搞严刑逼供，硬要强迫我说假话，承认是反革命，才可能过关，这真令人心寒。我是一心一意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这简直是污辱自己纯洁的革命情感，我做不到。我如果对组织说假话，承认是特务，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更对不起入党时的庄严誓词。那真是令人揪心啊！此后连续几个夜晚，我都无法入睡。几天后，罗健西实在熬不下去了，被迫坦白。头天晚上，他还和我一起商量他的"罪行"。他家原本是湘西大地主，他就谎称祖父被共产党斗死后，一家人怀恨在心。父亲让他混进八路军，找机会报仇，暗杀毛主席。主动戴上这顶"罪恶"的大帽子，自然可能过关了。会后，罗健西私下劝我赶紧坦白。他说："老黎呀，别顶了。上面让你当特务，你不想当也得当。我知道你不愿意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是敌人的法庭，硬顶还值得。但这是自己人，死了不值呀。"他还帮我一起编"故事"，以求自圆其说。首先我必须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但上级领导是谁？任务是什么？如何混进延安的？这些事都要编得令人信服才能过关。罗健西知道我是和阮庆、廖政武一起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他就提醒我万万不能把他们也牵扯进来。我就同他商量，说是1938年在武汉受復兴社特务头子滕杰的派遣，混进延安的（事后组织上曾调查证明当时滕杰并不在武汉，而是在长沙；另据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復兴社头子康泽交待：復兴社也从来没有向延安派遣过特务）。罗健西连忙称好。"可我交待什么罪行呀？"我问罗健西。他说："就说是长期潜伏，取得一定地位后，特务组织会给你派任务的。"但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是我的联络人，今后如何联络？当时，我们已得知黄埔同学徐卫民（在抗大工作）因不满坦白运动中对他的诬陷，逃回云南老家，脱离了党组织。另外，参加革命后，我曾给在西安的中学同学、国民党西北战干团的李振中写过信，劝他来延安参加革命。我就说："看来交待出这两个人比较合适，反正也无法再向他们调查了。"罗健西连连称好，并提醒我道："就说你们是单线联繫。"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特务帽子我一个人戴，但决不能连累其他革命同志。最后，我们还决定今后如果有机会翻供，我们一定要相互证明。第二天，我就按私下同罗健西商量的内容，被迫交待自己在黄埔军校参加了特务组织。组长如获至宝，马上追问："你的任务是什么？"

"长期潜伏，等待特务组织的进一步指示。"我答道。 "谁是你的联络人？老实交待！"

"我的内部联繫人是在抗大工作的徐卫民；对外联络人是国民党西北战干团的李振中。"

就这样，经过整整25天的坦白，我们组全都"交待"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组长很满意，完成了任务，可以向上面交差了。此时已是10月底，三五九旅的冬季大练兵要开始了。教导营营长就表示："黎原坦白了就好，还可以为革命工作。"为此他向旅部要求把我调回教导营，继续负责训练。但我内心还是非常痛苦的，曾找王恩茂反映，我是逼供成招，从来没当过国民党特务。但他当时也无能为力，只好安慰我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什么需要向组织说明的事，以后再写报告反映吧。现在还是先好好工作。"但这样一顶沉重的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深深刺痛着我的心，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可又无处申诉。儘管自己是被逼供无奈，胡编瞎话说当过特务，但白纸黑字，留下一个难以洗去的污点。每当夜深人静想到这件事时，我真是痛不欲生，背负着这样一个历史污点，今后还怎么做人呀！到了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发现坦白运动扩大化的倾向后，开始纠正错误。毛主席还主动承担责任，并向被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三五九旅经过内查外调，由保卫科科长袁福生代表旅党委宣布给我平反，结论很简单，黎原没有参加过復兴社。不久，教导营大部随三五九旅南下一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同时留下两个队驻防金盆湾，组织上任命我为营长，算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感到坦白运动中的教训，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当然，从整体上讲，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我们最后取得全中国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整风后期康生等人搞的所谓的坦白运动，在当时也被称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确是一场错误运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它过分夸大了敌情。当时抓出来的所谓头号特务王实味（《野百合花》的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平反了。由此可见，坦白运动完全是对青年学生蒙上不白之冤，是诬陷运动，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从我个人来讲，坦白运动造成的恶果，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沉重包袱。虽然，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在组织的帮助和靠个人努力下，我能不断取得进步。但我首先要感谢几位老领导（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师长曹里怀、刘转连）对我的信任。没有他们的信任，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不知会是何样。因为在战争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