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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县以及县以下的镇、市墟、村集这类初级市场普遍比宋代有所发展。《元典章·吏部·官制》载录了全国县级以上税收点（场务）的分布状况，而更下一级的还有大量税收分点，它们大都分散在镇、市或要道之处，如镇江路丹徒县与丹阳县下属的若干务便设在谏壁镇、丁角镇、延陵镇、吕城镇等地。元代稽察基层地方治安的巡检司也多设在交通要道处，这里往往是市、镇的所在地或集市交易的场所，有的逐步上升为市、镇，有的还升格为县级治所。集市的活跃充分显示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元代中期，官府担心在大都郊区“起立集场”会造成“走透课程”、“滋长盗贼”的后果，下令“住罢”，但集市仍盛行不衰，这使官府认识到：“辇毂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况外路！”①在城市和工商业不太发达的边远地区，集市的作用更为突出，如云南金齿地区，“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毯、布、茶、盐互相贸易”（李京《云南志略》），集市的盛行使得“各墟商税”②的征收成为场务官的重要职责之一③，受到元政府的重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元代初级市场发展的面貌。

其三，在长江三角洲市镇发展史上，元代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马可·波罗从苏州南行，进入杭嘉湖平原，用“商业繁盛”、居民“皆良商贾与良工匠”、“恃工商为活”之类的字句，表述沿途所见城镇的观感，这种情形，与经行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感受是决然不一样的。这一地域的典型市镇如嘉兴府嘉兴、秀水、桐乡之间的濮院镇，前身为永乐市，起名的原因据说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旋行，无羁之苦，因有永乐市之名”④；嘉兴王店镇，因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因名王店”，此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姚桐寿《乐郊私语》）。清代的一批方志也记述了嘉定南翔镇与黄渡镇、嘉兴罗店镇、吴江平望镇与黎里镇等市镇发展的状况⑤，肯定了元代在这批市镇发展中的地位。

上述市镇的经营范围除了属初级形态的农产品外，更多成分是比较先进的手工业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係的发展，其地域可扩充到包括江西在内的长江大三角洲，行业则以瓷器、丝织业与棉织业为代表。瓷器製造中心以景德镇为典型（见前），棉布，“松江者佳”（徐硕《嘉禾志》卷六），松江所属沙冈、乌泥泾等地生产出“紧细若绸”、“粲然若写”的名贵品种①；浙江余姚、彭桥有“小江布”②。丝织业成为江南更普遍的行业，如湖州归安县东林镇（又称商林镇，明代改称双林镇），据说元代已设有十所绢庄，收购四方农户所产丝绢③；嘉兴以永乐市闻名的濮院镇，由南宋濮凤后人“督课农桑、机纾之利”，元大德年间其族人开设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④；元末钱塘相安里有位“饶于财”者，以四五张织机，僱佣十多个专为僱主工作而领取工资的工人，工资以技艺的熟练程度而定，因而熟练工人可较自由地选择“倍值者”⑤，说明这种手工业作坊在当地分布较为广泛。散布在长江三角洲的这批市镇，以其更大活力，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泉州

更新时间2010-7-20 20:11:30 字数：1851

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积淀深厚，素有“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光明之城”的美誉。全市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省级40处，县（市）级600多处。其中极负盛名的有中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清真寺、世界惟一的摩尼光佛像石刻、中国最大的老君石刻造像、葬有唐代到泉州传教的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的灵山圣墓、千年古剎开元寺及东西塔、记载古代海上交通和贸易的九日山祈风崖刻、广受台胞和海外侨胞信众膜拜的天后宫妈祖、民族英雄郑成功史迹与陵墓、宋代蔡襄修建的洛阳桥、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以及与惠东民俗、海滨风光、石雕艺术融为一体的崇武古城等。丰富的人文景观、别具一格的民俗风情和秀出东南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使泉州成为一个全国乃至国际性的旅游胜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到此观光。泉州保留着弥足珍贵的戏曲文化遗产，有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嘉礼”戏等剧种，其中蜚声海内外的有：晋唐士乐余韵南音、宋元南戏“活化石”梨园戏和中国一绝“提线木偶”。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佛教等世界多种宗教在泉州广泛传播，留下大量遗蹟，使泉州成为多元文化融洽交汇、和谐共处、互促共荣的载体。作为南少林武术的发源地（有争议），泉州具有薪传不息、独树一帜的武术文化。泉州作为历代中原移民集中的地区，保留了唐代以来的大量文化信息，包括语言、艺术、风俗、宗教等。其中，南音、北管、高甲戏、歌仔戏、梨园戏、提线木偶是泉州代表性的传统文化艺术。梨园戏：距今至少有800年的戏剧。戏中指挥一般为鼓手，而鼓手的打鼓方法竟然和汉代出土的乐俑形态相似，也得名“宋元南戏活化石”。南音（也称南管）：古代闽南语传播的时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