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1951 年全国粮食产量
比1949 年增长26．9％。
但是，国民党不断向大陆派遣特务，同国民党在大陆的潜伏势力勾结
起来，利用大批恶霸、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组织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武装进
行破坏活动。仅贵州遵义地区，共产党就破获了“反共革命委员会”、“国民
党后方救国委员会”、“反共救国军”、“反共保产动员会”、“平黔军”、“游击
纵队”等几十种，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人一般拥有武装，盘据
和流窜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地方。
从1950 年至1951 年5 月，仅广西一地，土匪特务组织暴动达52 次，
袭击区、乡政府247 次，围攻县城52 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3703
人。1951 年6 月，贵州仁怀县，除县城及附近村寨外，其余乡镇全部为土
匪所占，26 个原国民党政权的乡镇长，有22 个叛乱为匪。
在1950 年春到1950 年秋，全国有近4 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
杀害。1950 年秋，在北京破获了帝国主义间谍秘密测绘地图，准备武器，
预谋在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案件。
1951 年上半年，国民党土匪、特务在湖南零陵、广西恭城、湖北汉口
等地纵火焚烧民房，抢劫财物，使数万人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严重。广西
在匪患严重时期，交通阻塞，行旅不通，农民不能耕种，工人不能做工，商
人不能经商，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製造混乱，威胁和恐吓积极分子，离间政府和
人民群众的关係。除此而外，他们还製造事故，破坏生产，恐吓农民，破坏
土改，腐蚀收买干部，刺探收集情报等。一向比较平静的东北地区，从1950
年7 月12 日至8 月11 日，一个月内，铁路上共发生大小政治事故154 起。
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半老区，也不断发生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的事件，他
们威胁农民退回土改中所分得的土地、耕牛和房屋。
1950 年7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
压反革命的指示》，解放军和各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和镇压。
在城市，勒令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登记，通令取消各种反动会道门，并破获了
一批反革命组织，搜捕和杀、关、管了一批特务、土匪。在新解放区的农村
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对盘踞在湘西、桂西、贵州等地的土匪进行了围剿。
1949 年10 月至1950 年10 月，在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先后
剿灭土匪数十万人，搜捕特务分子1397 人，缴获电台175 部，破获国际间
谍7 起。
但是，对于镇压反革命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干部滋
长和存在一种和平、轻敌的麻痹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已经胜利，天下已经太
平，有几个泥鳅翻不起大浪，对反革命分子一味宽大，对反革命活动镇压不
力，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首恶分了镇压不够，该杀的未杀，该捕的未捕，
重罪轻判，久押不问，甚至对捕获的匪特“4 捉4 放”、“8 擒8 纵”，致使一
些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得到镇压，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一些坏蛋今
日释放明日做案，此处释放彼处做案；有的地方土匪越剿越多；有的反革命
分子把公安局叫“公安店”，把人民法院叫“司法旅馆”，甚至有的在监狱中
公然叫嚷：“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迟出去，早出去，迟早出去。”人
民群众批评政府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民主人士
批评政府“姑息养奸，遗害人民”，并说“能除暴安良者，万民才能归顺”。
1950 年10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开始纠正镇
反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公安部召开了公安会议，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指示，规定镇压反革命运动，必须实行党的群众
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必须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
实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 年，即从1950 年10 月至1953 年秋，大体经历
了4 个阶段，即发动阶段（1950 年10—1951 年2 月）、镇压阶段（1951 年
2—5 月）、清理积案阶段（1951 年6—10 月）、扫尾和建设阶段（1951 年11
月—1953 年秋）。全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50 万人，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
反革命分子50 万人，另外还有150 万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
镇压反革命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大陆上基本上消灭了土匪、
特务分子、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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