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是刀岁的年纪，显得容貌粗犷，郁闷多虑，而又诡计多端。要不是诡计多端的话，他决计不会登上那张曾经由史达林（他很少召集政治局会议）、马林科夫、赫鲁雪夫和勃列日涅夫占据的宝座。在他的左右两侧坐着来自作为他自己私人班底的秘书外的四位书记，那些人效忠于他本人；而这一点是高于一切的。在房间中他身后靠北墙的每个角落里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位速记员，一位是男的，一位是女的，用速记写法记下所说的一言一语。在另一张桌子旁，两位男子俯身在一架磁带录音机慢慢转动的胶带盘旁边，录音可用来复查校核。还有一架备用的录音机，在换胶带盘时可供接替。
政治局的其他十二位成员坐在Ｔ字形会议桌伸长部的两侧，一边六个，面前摆着便笺簿、玻璃水瓶和烟灰缸。在桌子伸长部的尽头是一张单独的椅子。政治局成员们核对了人数，查明没有任何人缺席。但那张空的椅子是惩罚性的座席，只有在那个房间中作最后一次露面的人才会坐在那张椅子上，被迫倾听由他以前的同事对自己的批判，从而成为一个身败名裂的人。不久前，有人就曾葬身在卢比扬卡监狱的“黑墙”处。习惯的做法总是让受到谴责的人稍迟一会儿进场，临到他进入会场时就会发现所有的席位上都已坐满了人，而只有那张惩罚性的座位空着，那时他便心中有数了。但在这天上午那张椅子是空的。人人都在场。
鲁丁向后倚着，半睁半闭着眼睛审视那十二个人，嘴上始终叼着捲烟，升起的烟雾从他的脸部飘过。他仍然十分喜爱那种老式的纸烟卷，一半是烟叶，一半是薄纸板捲筒，捲筒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掐了两次以过滤烟雾。他已吩咐助手为他一支接一支地递烟，并告诫他的医生不必多嘴。
在会议桌伸长部的左侧是瓦西里·佩特罗夫，４９岁，是鲁丁手下的门徒，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来说是年轻了一些。他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党的组织部部长。鲁丁在未来即将面临的困境之中可以指望佩特罗夫是靠得住的。坐在佩特罗夫旁边的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长德米特里·赖可夫；他将站在鲁丁一边，因为他没有别的出路。
他那面便是尤里·伊凡南科，长得身材修长，在５３岁的年纪便变得残酷无情，身穿伦敦裁剪的漂亮西服，犹如一隻受伤的拇指那样翘着显得特别突出，似乎在向一帮对形形色色的西方式样深恶痛绝的人们显示他自己老于世故。伊凡南科是由鲁丁一手提拔起来担任了克格勃的主席，他将站在鲁丁的一边，因为反对派是些对伊凡南科恨之人骨的人物，都想把他搞掉。
在桌子的另一侧坐着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就像勃列日涅夫离任后的政治局中半数的成员那样，他对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是年轻的。他在５５岁时成为党的理论家。他长得身材瘦小，信奉苦行主义，凡事百般刁难，主张惩罚持不同政见者和异端分子。他又是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捍卫者，由于对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怀着一种病态的憎恨而变得形容憔悴。鲁丁心里明白，反对派将来自这儿。站在他一边的是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６３岁，国防部长兼红军总司令。他将惟红军的利益是从。
那样还剩下七个人，包括负责农业的科马罗夫。他坐在那儿，脸无血色，因为他像鲁丁和伊凡南科一样，约摸知道即将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位克格勃的头目却不动声色，其余的人都被蒙在鼓里。
鲁丁向站在会议室尽头门口的其中一位近卫军士兵打了个手势，让那位在外面惶恐战栗地等候着的人走进室内。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让我介绍一下伊凡·伊凡诺维奇·雅科夫列夫教授。”鲁丁高声地说道，那个人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到桌子的尽头，并站在那儿等候着，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这位教授是我们的高级农学家，农业部的粮食问题专家，科学院院士２他要给我们作一个报告。请讲吧，教授。”
鲁丁早在几天以前已在他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报告，此刻，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尽头那个人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伊凡南科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西方的大号过滤嘴香烟。科马罗夫拭了一下他的眉宇，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位教授清了清他的嗓子。“同志们！”他犹豫不决地开始讲话了。谁也不曾对他们是同志持有异义。那位科学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低头注视着自己的讲稿，并直陈其辞地作起报告来了。“去年１２月份和今年的１月份，我们的长期气象预报卫星做出预测，冬季和早春将特别潮湿。为此，根据惯常的科学实践，农业部已经决定，我们供春播用的种子应该使用预防剂进行适当处理，以抑制也许由于潮湿而蔓延的真菌感染。这在以前已做过许多次了。
“所选用的拌合药剂是一种具有双重用途的药剂——一种可以抑制在发芽种子上受到真菌侵袭的有机汞化合物和一种称为‘林丹’的杀菌剂兼驱鸟剂。在科学委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由于冬小麦作物遇到霜冻而蒙受不幸的损失，苏联将需要从春小麦播种中收穫至少１．４亿吨谷物，那就需要播下６２５万吨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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