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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帕格办公桌上摆着一迭信，最上边是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谈绿色信封，角上印着白宫字样。信封里是用深色铅笔潦草写就的一页信，信纸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

你又是非常正确，老兄。刚才财政部告诉我，大使们听说我们提出购买远洋大邮船的建议，都暴跳起来。你能把你的水晶球借给我吗？哈，哈！只要你遇到机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柏林的生活，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作何消遣，你们都交了哪些德国朋友，那里的人民和报纸都讲些什么，餐馆的供应如何，总之，不管你遇到什么，就写信告诉我。在德国现在一片麵包要多少钱？华盛顿依旧非常闷热、潮湿，儘管树叶已经开始变黄。

罗斯福

帕格把其他信件摆在一边，注视着这封来自一位奇人的奇怪的信，他曾把这位奇人浇了一身海水，但现在他是他的司令官；这位奇人是新政运动的创始人（帕格不赞同这一运动），但现在大概是除希特勒之外，世界上最闻名的头面人物。这样轻鬆、平凡、潦草的书信和罗斯福的身份很不相称，但是却与“戴维号”上一位身穿法兰绒运动衣、头戴草帽、颇为自负、蹦蹦跳跳的年轻人性格相符。他拿过一本黄色的活页簿，把他准备在一封不拘礼节的信中汇报柏林生活的要点一一写下来，海军中养成的服从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已经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文书的铃响了。他按了一下开关。“不见客，怀特。”

“是，是，先生。有位斯鲁特先生想见您，不过我可以……”

“斯鲁特？等一等。我见他。给我们来点咖啡。”

这位外交官看上去完全恢復了疲劳，显得精神饱满，只是穿着他那身刚熨过的苏格兰呢上衣和法兰绒裤有些瘦。“相当壮观呀，”他说。“那座粉红色的大楼是新的办公地点吗？”

“是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换岗。”

“我对德国武装人员的活动并不感兴趣，我这么想。”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喝咖啡，中校一边向斯鲁特谈起拜伦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的事。这位外交官留神倾听着，不时用手指抚摸燃着的烟斗的边缘。“他提到布拉赫那次倒霉的事情了吗？”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车上带着一位姑娘，撞进德国的火力圈？”

“我想他没提到过。那位姑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吗？”

“是的。那次乘汽车视察前线，同行的还有瑞典大使。”

帕格沉吟了片刻。斯鲁特注视着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

斯鲁特舒了一口气，活跃起来。“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不得不陪那位姑娘下车，给她找隐蔽的地方。”斯鲁特满不在乎地从他的角度讲述这件事。然后他又讲到拜伦去拖水，讲到他熟练的修车技术，讲到他如何不畏敌机和炮弹的情景。“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些情况都写到一封信件里，”斯鲁特说。

“我想，可以，”帕格愉快地说。“现在，你讲讲那位姓杰斯特罗的姑娘的情况吧。”

“您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什么都可以。我和我妻子对这位姑娘都有些好奇，她给我们的孩子惹下多少麻烦。整个欧洲都总动员了，她还去华沙干什么，拜伦为什么要跟她一道去？”斯鲁特苦笑了一下。“她是来看我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她大概发疯了，非要到这里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拦她。这孩子任性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根本不理睬你那一套。她叔父不愿意让她一个人旅行，同时也因为关于战争的流言很多。拜伦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去。据我了解，就是这样。”

“他陪她去波兰是出于对杰斯特罗博士的礼貌吗？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吗？”

“您最好还是问问拜伦。”

“她长得漂亮吗？”

斯鲁特若有所思地喷了一口烟，眼睛注视着前方。“相当漂亮。头脑很聪明，很有教养。”他突然看看表，站起来。

“我一定给您写那封信，在我写的正式报告里，我也会提到您的儿子。”

“那好。我也问问他布拉赫的那件事。”

“啊，不用问了，不用了。我不过想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他合作得很好。”

“您没有跟姓杰斯特罗的姑娘订婚吧？”

“没有。”

“我本来不愿意过问私人的事，不过您比拜伦年长，而且跟他不一样，我简直不能想像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跟各种年龄的人都合得来。”斯鲁特望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帕格于是接着说：“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跟我们大部分人一起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再见，亨利中校。”

近午时分，罗达给帕格来电话，打断了他正在给罗斯福写的信。“这孩子已经睡了十四个小时了，”她说。“我有点不放心，进去一看，他呼吸简直跟婴儿那么均匀，一隻手托着腮帮。”

“那你就让他睡吧。”

“他需要向什么地方写报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