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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等大家都坐定，斯鲁特轻轻关上门，哈特雷小声说。“万分感谢。感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莱斯里·斯鲁特是大丈夫，”牧师说。“你表现得很高尚，莱斯里。”

“很高尚，”娜塔丽说。

斯鲁特畏畏缩缩地朝她看了一眼，笑了笑，仿佛不相信她讲这话是认真的。”那是因为我完全站得住脚。你知道，他们在坎托洛维茨教堂就想从我这里弄到这个材料，但是没有成功。他们从别人那里都弄到了。因此那边的分离工作才进行得那样快。可是，你怎么忽然想出开蒙娜·丽莎这样一个玩笑？”

“这可是非常冒险，”牧师说。

“简直是白痴，”哈特雷说。儘管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响，他们讲话的声音仍旧很低。静止不动的火车不断发出嘘嘘的声音，并且叮当作响，车厢外面的广播喇叭正在用德语大喊大叫。

“那拜伦开的戈培尔的那个玩笑呢？”娜塔丽轻蔑地撇嘴一笑说。“我想一定是很高明的了。”

“你们俩看来都不明白，”哈特雷说，“这帮人都是刽子手。刽子手。你们俩都还跟孩子一样。”

格林维勒牧师说：“哈特雷先生，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了解德国人民。现在残酷、不公平的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有朝一日他们会把它推翻。本质上他们是好的。”

“去斯德哥尔摩吧，”娜塔丽说。“我懂得一件事情了。我对柏林不再有任何好奇心了。”

“你首先得把你的护照要回来，”哈特雷说。他那愉快的面孔上刻下了一道道饱经忧患的皱纹。这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穿着一身美国运动衫，显得特别苍老，老得不象样子。

火车哐啷一声开动了。拜伦于是掏出那隻黄信封。一页德国武装部队的公函纸上，用英文写着电文：知平安甚慰速来柏林父。

第十五章

一长列火车在一片腾腾的白色蒸汽中，鸣着汽笛，隆隆地缓缓驶进弗列德累彻斯特拉斯终点站。罗达紧紧抓住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乱蹦乱跳。送他们到这里来接从科尼希斯贝格开来的列车的一位穿制服的外交部官员露出微笑。帕格发现他在笑。“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我们的孩子了。”他压倒一片嘈杂的火车声，大声喊道。

“是吗？那可是大喜事呀。”火车停了，人们纷纷下车。

“我的天！”罗达喊道。“那个走下踏板的是他？那不可能是他。那简直是个骨头架子。”

“哪儿？哪儿？”帕格说。

“不见了。就在那边。啊，他原来在这儿！”

拜伦栗色的头髮又长又卷，乱蓬蓬的，苍白的脸上颧骨高高突起，眼睛显得又亮又大。他笑着挥手，可是，一眼看去，父亲几乎认不出这个尖下巴、面颊塌陷、衣服穿得很寒伧、举止随随便便的年轻人来了。

“是我。是我。”他听拜伦喊道。“您不认识我了吗，爸爸？”

帕格拉着罗达的手，朝拜伦奔过去。拜伦喷出一股酒气，他紧紧地拥抱了父亲好半天，用两天没有刮过的鬍子扎着他的脸。随后他又抱着母亲吻了吻。

“该死，我头都晕了，”他讲话总是突然迸出来，很象罗达，但声音却是很粗的男中音。“他们在车上简直把我们当成要上市的猪了，拚命填。我刚吃完午饭，喝了三种不同的酒，妈，您显得真漂亮。简直象二十五六岁。”

“你可是象个鬼。干什么在波兰到处跑？”

那个外交部官员扯了扯拜伦的胳膊肘。“您当真觉得对你们不错吗，亨利先生？外交部纽斯多特博士，”他说着，咔嚓一声把脚跟一併，脸上沿着皱纹笑了一下。

“呃，无可非议，先生，无可非议，”拜伦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不过那只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后。在华沙可是暴行。”

“啊，那是战争。我们希望您把对待您的情况写一个短短的意见，在您方便的时候交给我们。这是我的名片。”

莱斯里·斯鲁特脸色发灰，显得很苦恼的样子，两手拿着许多证件，走过来向维克多·亨利自我介绍。“我很想明天去使馆拜访您，先生，”他说，“等我先把事情弄出个头绪来。”

“随便什么时候来吧，”帕格·亨利说。

“不过让我现在就告诉您，”他临走的时候，扭头对他说，“拜伦确实帮了大忙。”

纽斯多特博士很客气地强调说，拜伦现在可以由他父亲进行监护，过后再去领证件；或者由他亲自替拜伦办好，然后把证件送到亨利海军中校的办公室。“啊，”纽斯多特博士说，“这既然是儿子来跟父母团聚，再搞那套繁文缛节就太不人道了。”

汽车驶往绿林区，罗达坐在儿子身边，挽住他的胳膊，一边抱怨他脸色太可怕。拜伦是她的心头肉。罗达在医院头一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想到拜伦这个名字，当时他还是个很瘦的婴儿，一张三角形的面孔上一对蓝湛湛的大眼睛直眨巴；即使后来长胖了，但一看就知道是个男孩。她觉得这孩子很有男子气，富于浪漫气质。她本来希望他成为作家或演员；她甚至掰开他那红红的小拳头，寻找能成为作家的“三角纹”，她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孩子生下来看手纹就可以预卜未来。拜伦并没有成为作家，但是她认为，他确有浪漫气质。她暗暗地同情他拒绝考虑担任海军职务，甚至同情他学生时代的懒散习惯。她从来不喜欢帕格给孩子取的“勃拉尼”这个小名，它有一股海水的味道①，好多年后她才叫他的小名。拜伦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哥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