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位战俘的名字，”中岛大尉后来承认道，“在当时，问他的名字简直都有些多余。我打死了那名飞行员，却不知道打死的是谁。”
傍晚时分，也就是格伦刚刚被杀害之际，话务员马弗·梅尔尚也被带到了自己最终的安息之地。墓地就在大道旁边的一座小山上。莱梅中尉和马弗两人在大道一旁停留了片刻，拿着铁锹的士兵则列队向坟墓的方向前行。几分钟过后，莱梅中尉带着马弗来到了小山上。
若干年后，我沿着那条小道前行到墓地时，感到那里死一般的静寂，当初大树巨大的树冠一定使得傍晚时分更加的昏暗。沿着小山向上不用爬几步，便能看到一块块的墓碑。这里的墓碑又高又窄，和美国的矮矮的墓碑很不同，马弗在当时一定意识到了那是一片墓地，况且那里还有一孔刚刚挖好的墓穴。
在这孔新的墓穴旁边，莱梅中尉递给了马弗一支烟。面对此情此景，马弗并没有慌乱，而是静静地抽着烟。
后来有人把话务员马弗·梅尔尚的双眼蒙了起来，把他带到墓穴边，让他跪在那里。
当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啊。飞行员查理·布朗驾驶的飞机于2月26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后，他以为自己要被砍脑袋了。当时有人把他的双眼给蒙了起来，让他跪在那里，伸出脖子。“我当时想，死就死吧，”查理说，“想到脑袋将要被砍掉时，我既不害怕，也不惊恐。而恰恰相反，我感到非常的镇定，也许就像我要昏倒前血液衝到我脑袋里的那种情形。我的生命没有在我面前惊恐的摇摆不定，我很平静。现在想来，我当时所想的就是希望父母不要知道我是怎样死去的。”
读了舍温·努兰的专着《我们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便可以得知，查理当时的镇定是有医学根据的。努兰写道，当遇到恐怖情景的时候，人体内便释放出一种自我生成的一种叫做内啡肽的麻醉性物质。“内啡肽的生成是哺乳类动物和其他一些动物保护自身免受情感和身体侵害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天生的生理机制，可能出现在史前阶段的野蛮时期，因为那时威胁生命的突然事件常有发生。”在分析一个女孩被谋杀的案例时，努兰博士如是写道：“我深信这是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这样的情况很多，它能提供一定的剂量，让即将死去的孩子保持镇定。”
穿着长罩衫的马弗跪在刚刚挖出的泥土上面。
“莱梅中尉把刀举了起来瞄准了两下，”一位名叫石压的士兵说，“接着他让我们向后退一退，说别让血溅在身上。”
“中尉对着战俘的脖子比划了两三次，”岩川回忆时说，“我们那些挖墓穴的人都不愿看当时的场景，所以我们向后退了好几米。”
刀落了下来，从马弗的脖子上滑落过去。“当刀砍到脖子上的时候，”岩川说，“他只是轻轻地呻吟了一下，并没有大喊大叫。”
砍了这一刀后，中尉便把刀收了回去，马弗便向前一个跟头栽在了墓穴中。莱梅中尉命令士兵把他的尸体埋起来。岩川看到马弗的尸体躺在墓穴里的时候，他又突然意识到莱梅还有一件事情没做。
“脑袋还没有完全被砍掉，”由奈说，“几乎就砍掉了，但脖颈处还有一块皮连着。”如果当时马弗死去的尸体被直立起来的话，那他的脑袋一定耷拉在他的胸上，悬在脖颈上。
夕阳落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穿着长罩衫的洛杉矶人马弗·梅尔尚早已被埋掉了。马弗在这个世界上整整生活了19年6个月零2天，参军也快有两年了，当初参军还是听了他兄弟小霍伊特的主意，说是参军能让生命更加精彩。
***
马弗被害的第二天，即2月24日，星期六，的场少佐来到了立花将军的司令部见将军。当时少校和将军都已意识到硫黄岛附近的战斗是多么的残酷，而自己的士兵又是如何被消灭掉的。父岛的士兵任务繁重，疲惫不堪，补给也非常的有限，并且还担心马上就要遭受轰炸。但在午后他们度过了最愉快的时光——一起喝日本清酒。他们当时一定喝醉了，但无法知道他们醉到什么程度。“的场少佐告诉我他们两人一连喝了三天。”福田大尉后来告诉我。
“在将军的司令部里，”的场少佐后来回忆说，“我们喝着清酒，喝着喝着话题就转到了驻纽几内亚岛的日军上了。后来我和将军还谈到那里的军队因补给严重短缺，而最终不得不吃人肉活命的情况。”
这两位精神勇士谈论的话题，就是对醉醺醺的他们来说也有些毛骨悚然，但却非常的刺激。东京的精神勇士向纽几内亚岛派遣了15万大军，他们原本没有计划好这次行动，而且对那里可怕的热带环境知之甚少。他们极不负责任，没有给大军提供充分的补给，而是命令他们以当地的给养为生。可是在纽几内亚岛上连当地的土着居民都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那里的土地绝没有中国肥沃。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时，日本的将军们就干脆置那些被困的士兵于不顾，让他们自生自灭。
对于驻在纽几内亚岛上的几乎所有士兵来说，这无异于判处了死刑。他们没有食物可吃，便开始吃自己兄弟的尸体。少佐和将军两人边喝着清酒，边谈论着那里的情况，脸上却意外地显露出非常羡慕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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