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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炮兵部队的安东尼·迈迦写道，“我们轰炸了一个叫马拉邦市的地方，然后我们杀死了遇到的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儿童全都被我们杀死了。”另一名士兵描述了杀害无辜平民的乐趣：“用枪射击的‘游戏’很刺激，就像打野兔一样。这样的屠杀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向他们衝去，然后就像杀野兔似的把他们干掉，我们杀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大家都疯了。”

美国将军命令道：“我不要战俘，我要你们把他们杀死，烧死。你们杀得越多，烧得越干净，我就越高兴。”一位军官向他询问“我们在杀人的时候是否要考虑他们的年龄”，这位将军的书面答覆是“只要是1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杀。

理察·奥布赖恩下士在给家里的信中提到了“杀人野兽”这个词。陆军上尉佛瑞德·麦克唐纳就是他信中所说的那个杀人野兽。他曾洗劫了一个村庄。奥布赖恩在信中写道，“由于麦克唐纳下达了‘不要战俘’的命令，于是他的连队就朝那些挥舞着白旗的无辜平民扫射，只有一位美丽的混血儿母亲活了下来，被留给麦克唐纳和其他几个军官轮姦，然后普通的士兵也强姦了她，在她身上发泄了他们的兽慾。”

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知道菲律宾发生的事情。二等兵约瑟夫·史来顿在给他家人的信中记述了被他们的连队困在河流中的一群无助的“敌人”。“无数的菲律宾人尸体堆成了山。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加快了屠杀的节奏，享受杀人的乐趣。”西部的几个士兵告诉他们的父亲，“在水里杀黑人”比“上山打火鸡还有趣”。来自纽约金斯敦的一名士兵给他的父母写的信中说起了悌坦尼城镇上对1000名无辜平民的集体屠杀，这封信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了，“可能我天生就是一副硬心肠，当我看到自己的枪口对准了那些黑鬼时，每按动一次扳机，我都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告诉那些好打听事的朋友，我现在正为我所深爱的‘星条旗’（美国国旗）和我深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奉献我的一切。”那封写着美国士兵“每天焚烧那些拿着白旗的菲律宾人”的信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军官“命令士兵不要留下战俘”。美国士兵对这条杀死战俘命令执行得一丝不苟，毫不犹豫。二等兵佛瑞德·亨敕曼在信中抱怨起那些新来的“土”兵，说他们“竟然抓获了50名活战俘，大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怎样灭掉战俘。”

杀掉菲律宾战俘是美国的政策。如果美国士兵被菲律宾人“杀死”，那么司令就会“通过抽籤选出一名战俘——这名战俘最好是从美国士兵被杀的那个村子选出——然后，司令会下令把那个战俘的头砍去”。军官给士兵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陆军上校芬斯顿不但命令他的团将战俘杀掉，他还向记者吹嘘，他本人还杀死了35名被嫌疑有反叛倾向的平民。有人还对埃德温·格伦少校进行了指控，说他让47名战俘跪下“忏悔他们的罪行”，然后命人用刺刀刺死他们，或者用乱棍将他们打死，埃德温对此供认不讳。

对于那些没有被杀死的菲律宾战俘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痛苦的折磨。在哈佛受过教育的格罗夫·弗林特中尉后来在参议院的座谈小组里回忆起了对菲律宾军人和平民的折磨——他们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30人，一组40人。他还描述了美国军队折磨人时所用的“水疗法”：

一个菲律宾人被扔在地上，让他仰面躺着。然后，三四个士兵或坐或站地压在他的胳膊和腿上，接着，把来復枪或卡宾枪的枪筒……戳进他的嘴巴，这样一来，这个人的下巴就会被戳得朝了后。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在他的脖子底下放上一段圆木头或一块石头，以便把他牢牢地固定住。

参议员朱利叶斯·凯撒·伯柔插问道：“你说他的嘴巴被撑开了，那是什么意思？”

弗林特中尉答道：“就是把枪筒塞进去使劲儿戳。有些年龄大的人经这么一折腾，我是说，如果我们的动作稍微粗暴一点儿的话，那么那些老头儿的牙齿就会一颗也不剩。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把他按在地上，然后用一个水罐往他的脸上倒水，倒到喉咙和鼻子里，直到这个人表示屈服或是昏了过去，如果他晕过去了，我们就把他推到一边儿去，等他慢慢苏醒过来……嗯，我想一般来说，我们对待那些菲律宾人时都是有点粗暴的——我们把那个人踢到一旁，结果被灌进去的水就会被挤出来了。毫无疑问，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那感觉就像是一个溺在水里的人,却怎么也溺不死。”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他的军队在菲律宾的残暴罪行开脱，为那些“英勇无畏的美国士兵”欢呼，那些士兵“为了让文明战胜野蛮和愚昧而战斗”。对于罗斯福来说，在菲律宾屠杀成千上万的平民和没有防御能力的战俘象征着“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者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日本的行为同那些基督教徒们原来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可现在那些基督教徒们为什么那么伪善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种族歧视。这些年来，美国国会时常表示，将对黄种日本人实行歧视性的移民政策。1906年10月，即《朴茨茅斯条约》签署一年后，旧金山学校的董事会就命令所有日本学生去中国城的东方学校就读。日本政府感到受到了侮辱，认为“美国的歧视政策给他们带来了耻辱，对此绝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