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你说的话全都告诉爸爸。”
弗拉基米尔为父亲和自己受到的侮辱，为达维德卡可怜的笑容感到难过的眼泪正夺眶而出，便绕过油罐走去。
“沃洛佳！……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达维德卡惊呼道，跳出烂泥堆，把裤腿从溅满污泥的膝盖上橹下来。
弗拉基米尔停了下来。达维德卡跑到他的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央告说：“不要告诉你爸爸啦。我是逗你玩才说的……请原谅我这个傻瓜……真的，我没有恶意！……是为逗你玩才说的……”
“好吧。我不告诉啦！……”弗拉基米尔皱着眉头喊道，然后向板栅门走去。
可怜达维德卡的心情占了上风。他怀着轻鬆的心情，顺着板栅走去。从磨坊院子角落里的铁匠作坊那里传来杂乱的打铁声：先在铁上敲一下——声音暗哑、柔和，再在铮铮响的铁砧子上打两下——发出叮当的响声。
“你惹他干什么？”“钩儿”压抑的低音传到正走开去的弗拉基米尔的耳朵里。“不碰他，就不会散发出臭味来啦。”
“瞧这混蛋，”弗拉基米尔恨恨地想，“骂得多难听……告不告诉父亲呢！”
他回头看了看，又看到了达维德卡往常那种露出白牙齿的笑容，于是下了决心：“要告诉父亲！”
商店前的广场上，停着一辆套好的大车，马拴在拴马桩上。一群孩于正在从消防棚子的顶上轰一群灰色的、卿卿喳喳叫的麻雀。从阳台上传来大学生博亚雷什金的洪亮的男中音和另一个人沙哑的颤曰。
弗拉基米尔走上台阶，爬满台阶和阳台的野葡萄的叶于在他头顶上飘动，它们从蓝色飞檐的雕花上垂下来，像一顶顶鼓胀起来的绿帽子。
博亚雷什金摇着剃得光光的紫红色脑袋，对坐在他旁边的。年轻但是却留着大鬍子的教师巴兰达说道：“虽然我是一个哥萨克农民的儿子，对一切特权阶级怀有一种非常自然的仇恨．可是您简直想不到——读他的作品，我觉非常可怜起这个垂死的阶级来了。我自己几乎要变成贵族和地主了，狂热地研究起他们理想中的妇女，为他们的利益担心．——总而言之，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亲爱的，您看，天才有多么巨大的威力！它可以改变你的信仰。”
巴兰达玩弄着丝带的穗子，讥讽地笑着，仔细打量着衬衫前襟上绒线编的红花。丽莎懒洋洋地坐在沙发椅里。显然，她对客人的谈话毫无兴趣。她那总像是丢失了什么东西和在寻找什么东西的目光在无聊地看着博亚雷什金伤痕斑斑的紫色脑袋。
弗拉基米尔行了个礼，走了过去，敲了敲父亲书房的门。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正坐在皮凉椅上，翻阅六月份的《俄罗斯财富》。地板上放着一把骨柄已经发黄的裁纸刀。
“你有什么事？”
弗拉基米尔把脑袋往肩膀里缩了缩，神经质地理了理身上穿的衬衣。
“我刚从磨坊里回来……”他迟疑地开口说，但是他看着父亲裹在丝绸背心里的圆滚滚的肚子，想起了达维德卡的刺眼的笑容，就坚决地说了下去：“……听见达维德卡说……”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仔细地听完他说的话，然后说道：“咱们叫他滚蛋。你去吧。”他哼哼着弯下腰去拾裁纸刀。
晚上，村里的知识分子都来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家里聚会：博亚雷什金——莫斯科技术学校的学生；于瘦启命不凡、患肺病的教师巴兰达；他的姘头，女教师玛尔法·格拉西莫芙娜——一个圆滚滚的、总也不见老的大姑娘，她的衬裙总是很不雅观地露在外面；邮政局长是一个古里古怪、身上又脏又臭、总是散发着火漆和便宜香水气味的光棍汉。年轻的骑兵中尉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也偶尔从自己的庄园上到这里来．他正在父亲——贵族地主——处小住。他们坐在阳台上喝茶，扯些毫无意义的话，等到无精打采的谈话中断的时候，客人中的一位就会去把主人那镶着宝石的贵重留声机开开。
有时候，在重大的节日，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很欢喜显显阔气：大宴宾客，请他们喝贵重的酒，吃特地从巴塔伊斯克定来的新鲜鲟鱼子和上等的菜餚。平常日于，他过得很俭省。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他从不吝啬买书的钱。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很喜欢看书，对什么都要用自己像茧丝似的顽强的头脑去研究一番。
他的合伙股东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阿捷平是个浅黄头髮、蓄着尖尖的小羊角胡于和眼睛深藏在细眼缝里的人，他很少到这里来。他跟梅德维季河口修道院的一个还俗的尼姑结了婚，同她过了十五年夫妻生活，共生了八个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家里。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是从当团队文书发迹的，他把军队里那种拍马和奉承的腐败习气也带回家里来了。孩子们在他面前都要踮着脚尖走路，小声说话。每天早晨，孩子们盥洗完毕，就在餐厅里挂的像口黑棺材似的大钟下排成一队，母亲站在队后，一听到父亲的干咳声从卧室里传来，立即开始用各种声调，装腔作势地依次朗诵祷词：《主啊！救救你的子民吧》和《我们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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