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页

当管理员叫我去办公室谈话时，几位“帮助”过我的同学十分得意，认为我保准得挨管理所的领导一顿狠狠的批评，说不定还……有几个则替我担心，怕我会吃亏，我自己呢？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这种事谁会没有？当了犯人不想家的，除非是无家可想的人。

一走进管理所的办公室，一位领导人坐在一张大办公桌旁边，在他的面前放了一个信封和两张信纸。我进去像小学生见到老师一样，先行个礼，立正听候批评。这位领导略一起身，可能是表示对我向他敬礼的回答吧！“坐下！”他指指靠墙的一张靠椅。我刚坐好，他便说：“听说你想和在香港的家属通信，这是可以的，201（杜聿明的代号）和美国的家属都有书信往来了。你如果想先问问北京的老朋友，就写封信去问候吧！以后这一类事可以随时向我们反映，不必作为思想问题在学习会上去谈，那样浪费学习时间。”说完，他把桌上的信封信纸递给了我，我连忙站起身来，向他表示了谢意便退了出来。我刚一转身，就听到那位领导人告诉叫我去的那个管理员，要他告诉我那组的学习组长，以后不要再花时间扯这类小事了。

我高高兴兴地把信纸信封握在手中，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当然主要是有希望和家人可能取得联繫，再则也是对那些批评我的人是一个讽刺。不过我快走到小组学习室时，还是把信纸等摺好放进口袋，若无其事地走回去，为了使他们那几位幸灾乐祸的“同学”得到满足，我还故意装出一副像挨过批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慢慢走到我的座位，谁也不看一眼，并不停地用手拨弄衣服上边用布条编成的钮扣。这时全组都紧张了几秒钟，谁也看不出我内心里是多么愉快！

胡临聪当学习组长有一个最可取的地方。他在主持学习时，不要小组的人轮流担任记录，别的小组大多是小组长只当掌握会场的“主席”，记录是同学轮流或专人担任。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万一反映问题发生纠纷，由记录负责，另外是组长可以清閒一点，好集中精力专门抓别人的小辫子。

悔恨落了水 胡临聪不聪

没有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过的人，很难想像这些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高级领导人，被俘当了战犯后会变得这么自私，这么胆小，有些甚至可以说会那样脸厚心黑！为了希望自己能讨得领导上的好感，什么损人利己的事都做得出来，谁会想到共产党对这些人的改造，正是要他们改变这种作风，变得老老实实，不再搞过去那一套，而且处处是从大的方面去衡量一个人，不是从小的事情上或一件两件事情上来对每个人作结论，所以我一想起当时许多情况，到今天还觉得可笑。如果按照某些“左”得出奇的伪装进步的人的意见，许多人连共产党都没有杀掉的，而在他们手下却是决不让活下来，不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最最最“进步”的“同学”，往往没有能争取到提前特赦！

胡临聪每当发现同学在发言中涉及到思想问题时，他总要復问一句：“你是这样说的吗？”或让人再说一次；他一定要等他记好，才让别人继续发言。有时别人说话快了，无意中暴露出不健康的思想，这人并不希望正式暴露出来，他却会提醒一下：你是不是要暴露什么思想问题？如果对方承认说急了说错了，他从不“顺藤摸瓜”一定要追出一个什么坏思想才善罢甘休。

我和胡临聪相处一年左右之后，发觉这人还没有存心去整过人，所以愿意和他摆一摆“龙门阵”（四川人聊閒天）。有次我称讚他“人如其名”，相当聪明，他一听连忙否认，并说：“我名聪实不聪，我要聪明，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了！”这是一句由衷之言，不是有相当交情，彼此信得过的人，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后面这句话包含了多少对于当了战犯的悔恨和不满，要扣帽子，真是可以扣上一大堆。

不过他说完之后，又立刻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马上补充一句；“我不聪的地方太多，有机会我可以慢慢告诉你一些。”我一听大喜，因我虽无蒲松龄之生花妙笔，可以听到人讲的故事而写成一部《聊斋志异》，但却能满足我这个年轻时当过“包打听”（上海人称侦探为包打听）的人爱搜奇探异的欲望。从此，一有空我就爱找他聊聊。

冬天中午休息时，我们挤在墙根下晒太阳取暖，他把两手抄在袖子里，冷风吹来，他就像小孩一样鼻涕从鼻孔往外流，直到集合在他鼻尖下面的快要落下来时，他手也不伸出来，只是两手一抬，像拉胡琴一样，鼻梯就全擦在他的衣袖上面了。虽然这动作太不文明，但并不影响我听他讲往事的兴趣，当了战犯嘛，就顾不得许多了。

薛子正忠言 胡临聪逆耳

他向我谈过他不少的不聪明的往事，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我只写出两件比较有点所史意义的事情。

他认为决定他下半生命运的头一件事是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任四川部队孙震率领的第22集团军参谋长时期，当时部队驻防在老河口，不久刘峙成立了豫鄂“剿总”，老河口划为第五绥靖区，孙震兼绥靖区司令，他也兼任了五绥靖区司令部参谋长。

当时由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和在伏牛山、桐柏山等地区的共产党的武装部队被国民党20几个师四面包围，当时正由美国出面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为调停国共两军的衝突，老河口方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