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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凶乐逍遥，王奉好酒菜

我按照这一指示去看守所挑选，只有一个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王某合适。他很胆小，怕一旦承认下来，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来不及换他。他在军统的时间虽不长，但听到过不少军统常常用作“走马换将”之类手法，但更会使用“弃卒保车”。他担心被利用后一下把他“弃”了，枪毙了也无法能喊冤。我当即向他保证，决不会当场执行，一定能有时间换他。可是他还有点担心，直到我愿先写一个证明他是军统人员的纸条让他带在身边，最后关头拿出来，以防万一外，我还自行做主给他加了五两黄金作为奖金，他才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陪唐纵吃早点，并把只挑选到一个合适的人告诉他。他叮嘱我务必再挑一个才像那么一回事，他说这叫一箭而三雕，既应付了“老头子”，又平了民愤，还可以中伤一下CP。

我们的早点刚吃完，南京的长途电话来了，毛人凤告诉唐纵：军统云南省站已查出了暗杀李、闻的凶手，要唐马上去昆明。唐一听十分高兴，当然不用再带假凶手去了。

当天下午，重庆航空检查所把飞昆明的班机上的客人拉下五个，让我们五人飞到了昆明。军统云南站长王巍等唐到了住的地方，刚一坐下就把暗杀李、闻的情况，详细向唐作了汇报。谁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派人干出来的。凶手由主持此案的情报处长王子民率领，一行30余人（连同凶手们的家属）由霍交与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安置到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着。

霍与唐是湖南酃县小同乡，向有往来，唐便亲自去找霍商谈。霍一口否认他知道此事，反过来请唐代为破案。谈了两天毫无结果，云南省警务处长向唐报告，王凌云已由大理到昆明，可不可找王从侧面试探试探，唐便和他出面请王吃饭。请帖送出后，很快，王凌云便到李家找李。我和郑修元、许建业都住在李家，只有李肖白陪唐住在附近上海大营造厂老闆陆根泉家中。由于李不在家，我便接待了王，王表示因第二天一早又有事要回大理，唐、李请吃午饭他无法能赴约。很显然，这是霍揆彰怕他嘴不稳，在这些特务头头们面前喝醉了吐出真言，把他撵回去了。

死囚顶真凶 主犯升官去

第二次我和他见面，是1949年。他新任河南第一路挺进军总司令后，在重庆见毛人凤，请毛派人和派电台到他总司令部去。恰好我也去找毛，毛留我和王一道吃饭，这样由一次见面而变成再次见面了。

王为人很有点江湖朋友味儿，他一听说我也送到北京来了，便到我的房内找我。一见面，彼此几乎都是同样地这样问一声：“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过去我们见面都是那么神气十足，今天都成了劳动者一样，当然应当都有此感觉。不知是他先问我，还是我先告诉他，这都不必去考证了，总之，两人第一次谈话就是李、闻案的处理经过。由于军统向“老先生”如实报告了霍揆彰是此案主谋，被找到庐山痛骂一顿，并撤去云南警备总司令职务，虽未查办，但限他交出凶手。他只好抛出开枪打死李、闻凶手各一，即总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李文山。经各方会审直认不讳后，宣判死刑。执行时，他们竟如此无师自通，临时也是从军法处监狱中拉出两个别的案件判了死刑的犯人，用酒灌醉之后，绑赴刑场，沿途戒备森严，枪决后立即掩埋。而判死刑后还活下来的汤、李两犯，直到全国解放才搜捕出来。当然他们是没有资格坐飞机逃往台湾或去海外当寓公，只有硬着头皮再又直认不讳一次了。

山大王当官 官匪分不清

霍揆彰为什么无故要派人打死李、闻，主要是军人性子太急，他想兼云南省主席，想讨好讨好“老先生”，因他常常听到“老先生”骂这些民主人士帮CP而不帮他，所以霍便投其所好。不料为时太早，正如1947年在长沙他新建的别墅嵩庄招待我吃便饭时说的：“如果现在杀这些捣乱的人，那就不是犯错误而是立功劳了。”虽然为时过早一点，但功劳簿上并没有漏掉他，他刚把新居建好，还没享受几个月，掌握湘北军政大权的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显赫官职，不又落到他的头上了吗？

我第一次在昆明见到王凌云时，一听他是第二军军长，便以为他一定是中央嫡系重要骨干，从这个军的番号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是“杂牌子”。第二次毛人风请他吃饭，他刚一走，毛就对我说：这位“山大王”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我才知道他是搞过打家劫舍寨主。所以在战犯所中，我对此人便有另一种兴趣，我没有当过“山大王”，却很想知道干这一行当的内幕。

有天，我和他一同去挑早上的洗脸热水，这只用两个人就行，但要早点去等管理员开铁门领我们去厨房，我们总是早10分钟去等，那天管理员来得比较晚，我们两人便可畅谈一下。王这人确很豪爽，一开口就自己承认是当土匪出身，我连忙说：是干“劫富济贫”的工作，在“替天行道”。他笑一笑：“是劫富拉贫！替自己升官发财！”我开始有点误会，“为是“劫富拉平”，经他解释才明白，他劫富人拉穷人入伙，等有了人和枪，经政府一收编，就成了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