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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兴致勃勃地夹着香烟找到他的房间，他正在收拾吃饭的桌子，我把香烟递过去，他却一个劲地摇手不要，并且连连说：买来不容易，留着自己吸吧！我需要再去找你。我以为他看我一次拿多了，别人会向他要，便取出一包递给他，没有想到他还是把我的手一推。这一意外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难堪，脸色马上变了。他一看，才把那包香烟接过去，打开来取出一支，其余的仍还给我。

我二话不说，夹起那条烟就赶快往回走，心想未免太不近情理了。等我离开他那个房间，还没有走出胡同，就听到后面有人追上来。我以为他赶来给我解释，便放慢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我和他在昆明就一同坐过牢，深知他爱讲点“哥们儿义气”，也知道他爱吸烟又没有钱，因他被俘时，除了一块表和一支派克笔没有丢掉外，其余都在逃跑时丢得精光，一向是吸“伸手牌”烟的人。我立刻把那条烟递给他，他也把手轻轻一摇：“一包就行了！”“要时随时来取。”“那还用得着你说，不说我也会来了。”

拣拾烟头拆散并重卷才吸

果然，第四天或第五天，我一人正在房内写日记，汤尧悄悄走了进来，我赶忙取出一包烟给他，他取出一支向嘴巴上一插，其余的便装入口袋。我问为什么老董宁愿去拾烟头而不要我的烟？他用轻蔑的口吻回我一句：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係吗？听了他这句话，我才想起第一天和董见面时，他就一再向我表示：“我们重新交朋友。”我开始还有点不理解，经汤这一说才恍然大悟。

汤尧一边吸着烟一边和我聊天，他说他有时也不好意思老向人伸手，瘾来了也和老董一样拾别人丢下的烟头，他很有风趣地埋怨同学们抽烟太吝啬，全不像过去吸到还剩1/5甚至1/4就向下一丢，现在都吸到快烧到手指了，还要报狠地吸上一口才恋恋不舍地丢掉（那时还没有过滤嘴香烟），所以拣起来的烟头重拆开又再捲成烟去抽时，一股焦味直刺喉咙，但要过瘾也得吸。他和老董两人常常偷偷地拣了到室外去吸，有时利用打桌球时，在桌球檯上去把烟头抖散，用废纸一支支卷好，慢慢去抽。听到他这一介绍，我当时真有说不出的一番滋味，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那么奢侈，谁会料到竟去拣香烟头。

当汤尧抽完一支烟，把熄掉了火的烟头也放入一个信封里的时候，我禁不住长嘆一声：战犯所什么都发给我们，为什么香烟不发呢？还是他比我见多识广，他说过去供给制时连士兵都发烟，现在改成薪给制，早不发烟了。

“喜战犯有从善之时”

我翻开日记，准备把他们捡烟头这些记上去时，他看到我日记中夹了一副对联一样的纸条，便要过去看。我递给他后，他边看边摇头，还用他唱京戏时的道白：“这个使不得，使不得！”我也答他一句：“何事惊慌？”他竟不先回答我，而划燃一根火柴把那副对联烧了。

我为什么写那副对联？说来也很凑巧。我一到北京分在第二组时，发现同组的两个湖南老乡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他们一个是第十军军长覃道善，一个是原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苏本善。后来，看到了同组中还有一个王耀武，另一组有一个马励武，我就把他们四个人的名字连起来写下：“王耀武马励武嘆英雄无用武之地；覃道善苏本善喜战犯有从善之时。”他指出这“英雄无用武之地”已够给人抓辫子了，还加上一个“嘆”字，不是更自找麻烦吗？我还有点不服气，说下联不是有“喜战犯有从善之时”吗？这犯什么错误？

他听到我这辩论，便告诉我以后多学习一下写写“监狱八股”诗文，少用这些成语。他举出黄维因写了“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给他从前的学习组长打了一耳光的事。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已经怒火上升，猛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说：谁敢打我一下，我就会奉还他两下，这两下可能会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样，叫他脸上开花！就是可杀不可辱！他一听马上把我的嘴捂住，连忙说，现在再不会有人敢打人了，打黄维那个学习组长被领导上狠狠批评过一顿，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了。你这样大叫大喊反而会引来麻烦，以后千万注意。

经他这一指点，我又学乖了一些。从那以后，我再没有送过烟给董益三，董也没有再向我要过。每天清晨，我还是看到他在放风场和胡同里去弯腰拾地上的烟头，我可没有勇气去领略他那带焦味的“自造牌”。

康泽谈襄樊之役

罗历戎想回锅肉

台词未唱完解放军已攻进

董益三是怎样比我先走进监狱一步而成为“老资格”的，我倒很有兴趣。可是一听到他口口声声“重新交朋友”，我又怕碰钉子，倒是平时不爱说话的康兆民康泽，我后来在给他理髮时，他却给我谈过不少。为了让关心董益三的旧同事们了解一下与他别后的情况，我还是把记得起来的写点出来，包不算是多余吧？

康泽一谈到与董益三被活捉的一段往事时，总是先嘆一口气，才结结巴巴说上几句。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任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以后，司令部驻在襄阳，那年他才44岁，正是大有可为之年；他本想在那个地区驻扎在桐柏山等地区的解放军打个落花流水，显示一下自己的指挥才能，所以他在1948年7月1日做生日的那天，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当地的行政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