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李宗仁指派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两天后，他宣布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以共产党的8点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代总统发现他的“代总统”是空的。
在和谈这件事上他既没有和行政院商议，也没有告诉行政院院长孙科，孙科大为恼火，拒绝承认电报有效，宣称他在立法院面前是对代总统的措施一概不负责任。他还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
2月5日，除代总统的办公室外，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搬走了。
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係的各国政府也被要求于当日把使馆迁到广州。司徒雷登拒绝了这个要求，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也不同意迁走，使人们茫然不解的是，勃希钦是唯一的例外。
他发现自己一旦身居广州，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同时，李宗仁与和谈小组仍呆在南京。
在其他方面，这个不在位的大总统也在削弱他的“代理”人的权力。
他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李宗仁想以释放少帅张学良来获得众望，但却找不到少帅。
张学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囚禁着，如今蒋介石把张学良运到了台湾，仍然囚禁着他。
蒋介石相信他能重掌大权（这和他的人生信条“‘引退’并不意味着永远‘引退’”是一致的）。此时，他正享受“引退”
给他带来的乐趣。
他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所以在农业银行他以私人名义借了100万金圆券，按官价值10000美元，供他挥霍。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陈立夫控制着农业银行。除了蒋经国外，和蒋介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秘书和一名侍从。蒋介石的儿子在田地里散步，重返儿时母亲让他去的祠堂庙院，这些勾起了蒋介石怀旧的思绪。起初，他就象戴高乐将军的习惯一样，拒绝接见任何来访者，李代总统就是要求与蒋介石会晤而遭拒绝的人之一。然而，蒋介石精心安排的情报人员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又使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张治中是李代总统任命的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要到溪口谒见委员长，以求指教。
但是，蒋介石颇有经验，对即将举行的和谈淡然处之。看完电报后对蒋经国说，“他来不来都无所谓”。
第二天，张治中来到了溪口，但是委员长一点儿也不提和谈，而且当张治中一有提及此事的迹象，他就把话题岔开，一定要带张治中去看当地的美景。那天晚上，蒋经国把父亲为什么对和谈持怀疑态度及不感兴趣的原因告诉了张治中。
但是，张治中却说：无论如何他也要和谈。带着这种态度，张治中离开了溪口。
蒋介石听说毛泽东在和谈问题上给李宗仁增加了不少难度，他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李代总统是从中国封建军阀一步步地升到现在这个地位的，他幻想着和共产党作笔交易，或国民党或李宗仁的部分军队统治长江以南地区。但他很快发现毛泽东对这笔交易毫无兴趣，共产党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
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周恩来、林彪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张治中率领国民党代表团。
周恩来在下面做了大量工作，向国民党宣讲了在毛泽东原来提出的8项条件之外的“24条补充要求”。周恩来说：“这32条是不容商谈的，如果国民党想要和平，就得全部答应”。
国民党代表团大为震惊。共产党不仅要求交出早先宣布的43名战犯，而且又加了几名，包括蒋介石及夫人、何应钦、宋子文、陈立夫、蒋经国等。
如果国民党答应了新条件，就等于无条件投降。
现在，共产党要求在它领导下重新组建国家，移交管理权，为联合政府作准备。此外，共产党的条件一开始就是要国民党为内战在道义上负责。国民党代表团要求共产党作出让步，但收效甚微。
4月4日，毛泽东宣布若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共产党要和苏联站在一边，反对美国。这一决定使前来会晤他的人及整个世界为之一震。
15日，周恩来发出最后通碟：国民党政府必须在4月20日之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草案；否则共产党军队将向长江开进。
国民党代表团派一个成员到南京向李代总统说明形势。人们所谈论的形势比从报纸上看到的要更加危急，不仅中央军必须投降，而且投降的人要帮助共产党劝说其他人也放下武器。
此外，最后通碟写得也特别清楚：共产党无论如何要横渡长江。
李宗仁和他最亲密的助手白崇禧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白崇禧觉得共产党的条件不可接受。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给李宗仁发来一封急电，建议他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但是李宗仁觉得没有白崇禧的支持，他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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