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正确的，历史潮流确实转向了。1948年，每个人（大概蒋介石除外）都看得很清楚，中央政府的失败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扩大，力量在壮大，已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部队。
他们热情高涨，正向着人数在不断减少、内部在不断分裂、士气在不断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然而，在1948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超过共产党，双方的人数比例几乎是2：1是，这早已不是个单纯的数量问题，美国只是从道义上考虑才继续不情愿地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弹药。
蒋介石对年底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苦恼的抉择。
从战略上讲，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加固在华北的防御，趁着还有能力进行谈判而与共产党和谈。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东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931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渖阳事件，从此国土开始遭人瓜分。蒋介石接受不了从东北撤走这种做法，这不仅是个丢面子的问题，而且这与他的天性和感情不符。
此外，如果他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丢给那些破他一直称为“共匪”的人，那他以后怎么维护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呢？蒋介石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到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他的威信也早已不復存在了。
蒋介石来到北平，计划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他的计划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东北的主要城市吉林、长春及渖阳，打败或者减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的力量，然后在东北举行反攻。如果认为应该保庄东北的话，那么这项计划设计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计划附有很多“如果”作为先决条件。比如：
“如果”共产党不再继续切断东北和华北的铁路干线；“如果”
在铁路不能使用时，国民党空军有足够力量保证其驻军供应；“如果”美国能及时把军需品送到中国；“如果”国民党军官中没有人投降共产党，都坚决奋战；”如果”经济形势不再一直恶化等等。
至于美国人的态度，蒋介石可是一点也提不起神来。
2月18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拿出5．7亿元经费以贷款的方式输入中国作为经济援助，他压根儿就没提军事援助的事，国务卿马歇尔郑重其事地告诉国会议员说，他一直在警告蒋介石及其顾问，“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武力较量，形势对国民党会极为不利。”他的话极其尖锐：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地证明了他们的运动和目前大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政府在传统和方式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能满足大众的这种要求，也不能为中国大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条件，更不能阻止暴力及国内混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马歇尔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不想承认国民党在内战时期所做的努力，中国的一些说客此时又重新开始为蒋介石进行辩护，但却收穫不大。
国会制定了一项修正案，指出应有1．25亿元“专款”拨给中国政府，可以用于它认为合适的地方，比如购买军需品等。
事实上，国务卿一直主张向国民党提供经济援助，使之有资金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事设备。他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美国捲入中国内战的漩涡中去。杜鲁门总统于4月宣布了《中国援助法案》，决定向中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亿美元“专款”。
美国对国民党公开否定的态度，尤其是马歇尔的宣言，无疑动摇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蒋介石统治国民党已有很长时间了。
3月29日，当“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时，虽然不太明显，但蒋介石威信丧失已有所表现。蒋介石采取“半辞职”的办法，宣布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大失所望，代表团恳求蒋介石改变主意，结果没怎么费事，蒋介石就同意了。
他以2430：369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平庸的对手而当选为“总统”。
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参加。蒋介石指名孙中山之子孙科作为候选人。然而，李宗仁却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原是广西军阀，蒋介石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这是李、蒋之间权力之争的第一轮，李宗仁成了蒋介石的对手。
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
司徒雷登任大使前，李宗仁见过他。他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开明的态度，给司徒雷登留下了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当这些话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对李宗仁越发疑心了。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获得了很大成功，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他一心想让孙科作副总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既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选举一个非军事人员做副总统，会使政府显得更加正常化；二是孙科是国父孙中山之子，对国民党员会有较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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