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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头几个月里，最让人震惊的新闻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卫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当他1938年底逃到河内时，蒋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开反应就是在1939年1月7日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他和汪精卫事先没有讨论过与日本讲和（这不是实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有人让霍林顿·唐站出来说，蒋介石当时是想给汪精卫留条后路，让他再考虑一下他的行动。

我们已看到，实际上蒋介石已派了杀手去刺杀汪精卫。当看到刺客显然不可能成功时，蒋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发出了捉拿惩罚汪精卫的命令。

7月9日，汪精卫指责蒋介石在“为赤色分子帮忙”，要把中国引向灭亡。随后，他宣称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这个伪国民党开了一个“第六届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主席”。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光大将又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他间接地提到由汪精卫来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里，“甚至连蒋介石将军”和重庆的其他官员也都可以接受。一个月之后，有报导说，汪精卫“政府”已与日本签定了“八条协议”。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1941年7月1日，德国和义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埃西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倖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当时，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儘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鬆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选中了老牌军阀吴佩孚作他们的傀儡。

但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卫，他们准备在敌对状态结束后的两年内从中国撤走其军队。

但是，一旦他“就职”，日本人就根本不愿再作这种承诺。

事实证明蒋介石选择抵抗是正确的。

对于蒋介石和中国来说，1940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年份。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温斯顿·邱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