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页

鲁丕（音译，可能是张学良一位朋友的笔名）在援引这些话时，补充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全国都在反对不抵抗政策，形势很严峻，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张先生慷慨他说：‘我跳下去！’”为了治癒他吸毒的习惯，张学良在欧洲国家旅行了大约一年，当1934年春天回到中国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除了跳舞，喝酒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他还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问少帅对义大利的看法是什么，“很好，”他说：

“每张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面墙上都是墨索里尼。”

他为什么回国呢？为了一件事。

福建事变引起轩然大波，他觉得他回国也许能为稳定局势提供点帮助，另一个原因是，东北军希望他回来。官兵们日夜不宁，反日情绪使他们身心不安。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反叛，蒋介石也希望少帅回到他原来的职务上。

少帅一回国，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共”副总司令，这样他就直接接受委员长本人的指挥。

少帅很有理由反对日本。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他自己也为把大片土地丢给日本而深感自责。

他的朋友和助手们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中有w·H·端纳，他是一个澳大利亚记者，从1928年开始他就被聘为张学良的主要顾问。这位通常被称为“中国的端纳”的外国人强烈赞成中国民族团结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少帅的中国助手们发现，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建议是很难的。相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些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同乡。但是，在1934年底，张学良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他仍然执行委员长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观点。

到1935年冬天，张学良开始改弦更张。当时，少帅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东北军和红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红军伤亡惨重，但东北军也一样，他们损失了整整两个师，如果这就是“剿共”的代价，按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张学良就没有什么人马去打日本人了。

共产党传话说，他们希望结束内战，联合抗日。正是这个建议，促使张学良开始同毛泽东的代表进行谈判。

在研究了关于红军发展壮大和重现生机的报告之后，蒋介石决定到张学良在西安的司令部，去研究已经计划好的第六次”剿共”战役。

蒋介石头一次看到张学良不愿意服从命令。张学良解释说，他知道共产党现正在准备与国民党合作，并在实行一项抗日的全国政策方面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他主张和苏联结盟，并建立抗日联合阵线。蒋介石“非常痛心”。作为他的一个部下，而且一贯忠于他的张学良怎么能建议他和共产党联合呢？他大发雷霆，大骂张学良，并宣布张学良已经失去他的信任，接着就返回他在洛阳的司令部。

儘管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正加紧对日本的秘密备战，但他并没有改变其既定的战略次序。实际上，离开西安后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逮捕上海救亡运动的七位着名的领导人，关闭十四家很有名气的杂誌社，罪名是宣传抗日。

此后他开始做他私人生活中比较公开的事——按中国的算法，准备庆祝他的五十岁大寿（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应该算作四十九岁生日）。祝寿之日为1936年10月31日，他本人在古都洛阳有意简单地庆祝了这个日子。两块很大的生日蛋糕被拿上来，在蒋介石吹灭蜡烛之后，蒋夫人把切成一块块的蛋糕分给当地显贵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个场合，蒋介石在一篇给国人的祝词里颂扬了他的母亲。

在其他地方，庆祝活动就不是那么鸦雀无声了。一年前公开征集的祝寿资金已经收集到很多，足够用来支付购买100架美式飞机的费用，在南京，200000人聚集在明宫飞机场观看飞行表演，他们在一幅巨大的画像面前点火致敬，按中国的礼节三鞠躬。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

然而仅在几个星期之后，他生活中最古怪、也差不多是最耻辱的插曲在等待着他：西安事变。

11月底，蒋介石收到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是糟糕的。他曾派出其最精锐的部队。着名的第一军，在胡宗南的率领下，搜寻并企图消灭甘肃红军。开始送来的消息说胡宗南取得了胜利，共产党逃走了。

但料想不到的是，第一军已受到包围。红军发起进攻，消灭并解除了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武装，缴获了几千挺步枪和机枪，作为额外的代价，一个政府军整团的兵力投降了红军。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6年11月21日，四天后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战争还会遥远吗？

这些消息并没有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走上民族联合的道路，反而更加强了他全面地、一次性地解决共产党的决心。

就好象10月份并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样。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他此行有明确的目标：通过他的愿望和权威对张学良全面施加压力，迫使他参加第六次“剿共”

计划。

首先，他派出大约1500名蓝衣社“特务”团成员，由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率领。这支部队组织良好，从秘密指挥部出发投入行动，蒋孝先开始逮捕所有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蒋介石抛开所有其他目标，召集全体将领，在10日召开参谋长会议，最后落实第六次“剿共”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