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霍灵顿·唐等人都没有提到“蓝衣社”，因为承认这个法西斯组织存在的任何说法都会损害精心树立的蒋的形象，他们力图把蒋说成是一个“民主”的卫士和一个当之无愧的美国援助的接受者。
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工作表面上是交给了“青年基督教联合会”——这是一个不大合理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要叫一个基督教组织去传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实上，礼义廉耻同基督教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蒋本人就是一个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传统主义者。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个混合没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国式的。而“蓝衣社”确实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路德·E·伊斯曼收集的证据，这一做法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矛盾的。蒋强调古代道德标准，“八五原则”和“九十五条准则”这是一回事，而在他的头脑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确切的最终目标。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个反问，然后自己回答道：
什么是我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呢？简单他说，它就是使全国的居民生活全面军事化，这样他们就能产生勇气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艰苦工作的耐力、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这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国家作出牺牲。1933年12月，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前五个月，蒋曾解释道：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家至上原则和忠于领导）。他不可能是无意识地做这番比较的。然而，西方人对这次运动的描述却比较客观。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正式开始。当时举行了广次群众集会，据粗略统计，参加者达10万人，代表142个组织。在江西省省长和教育总长的陪同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
他站在台上正要讲话时，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年青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蒋用手指指着这个不幸的摄影师说：“看那个人！他就是典型。对这种人来说，运动的格言——秩序、整洁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摄影师赶快离开了会场。南昌是首先从“新生活运动”中获益的城市。那次集会后一个星期，几千人在街上游行，他们高举五颜六色的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在3月17日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北平、广州和其它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汪精卫还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为中国的国庆日，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时的汪蒋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一致。11月30日，他们联合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蹟，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位韩復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
他命令处死製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并授予北京地区警官以类似的权力。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在三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
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三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五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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