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希望列宁能会见他，但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此时已处于昏迷状态，蒋介石与契切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等人见了面，尤其是与托洛茨基进行了几次长谈。
使蒋介石吃惊的是，许多苏联领导人都十分敬重孙中山，而且最真诚与国民党合作的多是犹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宁的话说，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苏联将给予全力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请蒋转告孙中山：“苏联将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将给予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苏联不会直接出兵。”
列宁的病情日益恶化，蒋注意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派和以史达林为首的国内派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已日趋显着（蒋介石当时似乎没见过史达林）。
使蒋介石担忧的是，中苏合作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的，蒋认为，一旦苏联政权得以巩固，它就会恢復沙皇时代的帝国野心。
蒋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这些都写了出来。1924年3月14日，他从奉化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苏联共产党不值得信赖，并且他在苏联遇到的党员，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他继续写到：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蒋介石的这封信在国民党常务委员中进行了传阅。但是，他的信和报告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下，丝毫没有产生作用。
当蒋介石不在广州时，鲍罗廷正好到来，在廖仲恺的建议下，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孙中山看来完全被鲍罗廷的个人风度和性格迷住了。
鲍罗廷是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和革命冒险家。他幼年时被送往美国，在那儿接受教育。后来他在芝加哥开办了一所商业学校，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着作，鲍罗廷是他的化名，共产国际先后派他去过墨西哥、苏格兰（在这里被驱逐过）和土耳其。
鲍罗廷来到广州时，还带了一封苏联的信函，宣布放弃沙皇时期侵占的中国领土。
鲍罗廷很快赢得国民党领导人的信任，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个人风度、他的真诚，而且是由于他的个人信念及对三民主义的完全支持。
蒋介石12月中旬才返回广州。他回到中国后，先回了溪口。孙中山再次对蒋的目无纪律感到不满。1923年12月24日他发了封电报给蒋，说他此行苏联责任重大，应速回广东报告旅苏情况，详细制定中苏合作计划。他还写到，我们尊重你关于政治形势的意见和你的建议，我们想与你商讨此事。
蒋介石不甚情愿地中断了他的个人安排，回到了广州。他向孙中山解释说，在他去苏联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诚的，是愿意帮助国民党的。但是，苏联之行使他失望了。从短期利益来看，“联俄容共”可能会形成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力量；但是从长远来看：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比老的殖民者对中国的独立具有更大的威胁。
同以往一样，孙中山又一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他认为，目前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国共合作，对待共产党的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置于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这样，就能进行北伐，而一旦北伐胜利，就能实现三民主义。
蒋介石徒劳的努力使国民党领导人开始有所戒心，回答他的是一连串的反问：难道苏联没有承认国民党是唯一能领导民族革命的党吗？难道不是苏联敦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其领导吗？越飞不是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吗？
根据国民党的官方檔案，孙中山的最初政策是“联俄容共”，但是中共按照自己的做法，将其理解为“联俄联共”。
蒋回到广州后不几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忧心忡忡的蒋介石参加了大会，他发现国民党党员已经开始受新加入的共产党员的影响。
这些中共党员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与苏联的特殊关係，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言说：
“我们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加入国民党。也许有人说我们是双重党籍，但是不能说国民党是党中有党……我们加入国民党并同时保留中共党员的资格，这是公开的值得讚扬的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行动。”
蒋回忆说，李大钊的讲话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国民党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然而，中共党员通过秘密组织，迅速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
大会正式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章程，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八名共产党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月24日，大会即将闭幕时，蒋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主席，筹划在距广州14英里处的黄埔岛开办学校，并被提名为军校校长。蒋对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表示怀疑，再次提出辞职，并将筹备工作留给廖仲恺，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孙中山又一次发信和拍电报催他，提醒他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直到4月份，蒋才听从催劝，返回广州。
孙中山认为军校是国家统一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迫切需要一支训练优良的队伍去扫除军阀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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