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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好好地训练一番！”……还有什么公道可言……我的舌头都要长老茧了，简直象给预科学生上课！……我也不能往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的脑子里硬灌呀！不，我还是别为自己辩解，我将一言不发。既然巴甫洛夫斯基自杀了，那就是我把他“放跑了”，你就别想听到另一种议论。真冤枉，但没有办法。

根据药片的形状、颜色和大小判断，我认为这些药片是“啡那明”……一种神经刺激剂。只要一个药片就可以使鲁日诺夫精神抖擞起来，不比一杯酒差，但他已经消失在灌木从后面，我现在要去追他是不明智的，因为我自己还有许多要办的急事。

我特别注意的两个因素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但我至今尚不能对它完全理解。其一是：五六天前，巴甫洛夫斯基曾出现在森林中的泉水旁边，从那根粗木头上滑了下来，无意之中留下了脚印。其次是，他今天夜里来了，但出乎我的意料，他不是从森林那边来的，也就是说他很可能是从另一方向坐车来的。我必须在尤莉娅．安托纽克那幢木屋的周围找到他的脚印……这是一件有关我个人声誉的事情！

现在，毫无疑问的是，巴甫洛夫斯基是一个正在大肆活动的敌特分子，他并不是一个逃进森林躲避惩罚的德国人的走狗。从商标看，巴甫洛夫斯基穿的军装和内衣是伊万诺夫市和莫斯科市纺织厂的产品，衬裤和衬衣都很干净，是昨天或者今天早晨才换的；腰带和武装带是用过的国产货，但手錶是外国的，显然是瑞士的，防水的，有夜明錶盘，我和阿廖辛以及许多别的前线军官都有这种手錶……战利品。

我想，今天我可能睡不了觉，于是我便吞了两片兴奋剂，虽然我也知道，过一会儿药片才能发挥作用，但我却立即觉得全身的精力明显地旺盛起来了。

然后，我检查了巴甫洛夫斯基的长统靴。我在两双靴子的皮子下面发现了缝在牛犊皮靴里的、玻璃纸包着的空白介绍信和食品配给证，这些证件都很整洁、虽未填写，但有部队番号和印章。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是个敌特分子。然而，不管我尽了多大努力，却未能找到他确实属于我们正在搜捕的那个敌特小组的任何证据。

我把巴甫洛夫斯基的遗物、武器和证件收拾起来以后，就急忙往尤莉娅的木屋走去，我要在那里做一件虽然令人不快，但必须做的事情：搜查。

福姆岑柯在看守着她，站在壁炉旁边。我一跨进门槛，就发现他的脸被抓破了，双颊留有血引，上衣领口的纽扣也不见了。看来，当他把尤莉娅从尸体旁拖进这个木屋时，真吃了不少苦头。尤莉娅一动不动地躺在铁床上，面朝着墙壁，时而轻声地呻吟着，好象失去了知觉。四壁萧条。没有桌子，代替它的是竖着放在地上的一个装过地雷的木箱子，上面铺着一块发红的破布；木箱旁边是一张东倒西歪的木凳子。这就是一切……没有任何其它家具和财物了。真是一贫如洗。在壁炉后端，放在维福饼干颜色的毛巾下面的大概是食物。

我命令福姆岑柯仔细检查房间内部，而我自己则去搜查过道和天花板。我一直没忘记，非常重要的是要检查通往公路一边的所有通道上的脚印。

在过道里，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巴甫洛夫斯基的两件旧衬衣。没有必要检查它们了，这两件衬衣大概是在半夜里被洗过了，现在还很潮湿，晒在绳子上。我先后检查了泥地、墙和堆在屋角的垃圾，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天花板下面的吊铺上挂着几把扫帚，两个旧筐，一把生了锈的镰刀，而在屋角里，我发现了一把工兵小铁锹，几乎还是新的，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特点，如果不是在锹把根部有一个不大的刀子削过的痕迹的话。这是常有的事情：把自己的铁锹忘在什么地方，丢失了以后，战士们就从兄弟连队“借”一把来用，并且把原来主人的个人标记用刀子削掉……我已经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种情况。

看来，这把铁锹是五个星期以前在这一带发生战斗时留下来的。这把铁锹的柄太短，干农活用处不大，因而它被放在吊铺上了，然而，从铁锹上甚至连一层薄薄的灰尘都没有这一情况来看，也许不久前，人们象用镰刀一样用过这把铁锹。

我抓紧时间用匕首在吊铺上的土堆里捅个不停。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看了一下手錶……六点半了！大约十五分钟后我必须到公路上的约定地点，阿廖辛将会乘卡车到那里去，如果他不能来，卡车会把吃的东西运来，还会带来一张便条。

不出所料，福姆岑柯在房间里什么也没找到，除了放在壁炉后端的食物：两个美国猪肉罐头，五小袋精製麵粉，两个麵包，一些盐和一些白糖。这一切是巴甫洛夫斯基用德国向他提供的配给证在我军的供应机关领的，毫无疑问，是应该予以没收的。但我还是决定把食物留给尤莉娅，我将在报告中说明，她有一个挨饿的小女儿。

我命令福姆岑柯再把房间搜查一遍，这主要是为了不使他无事可做，而我自己则把巴甫洛夫斯基的所有遗物，他的武器和证件都放在雨衣里，把那两件晒在绳子上的湿衬衣也放了进去并包了起来。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不把卡车开到这里，以便把巴甫洛夫斯基的尸体运走。但是，我还是带了这个包裹，这是为了不至于空着手跟阿廖辛会面，在最后一瞬间，我还把那个被我从吊铺上扔出来的铁锹也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