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林继续沉默着。库拉索夫也好，方面军司令员也好，他们都不知道“涅曼”案件的敌特小组一事，邻近的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部也不知道此事，而敌人的无线电台正是在这个方面军的地区内发报的。这也不能怪罪部队的将军们，因为，同间谍的斗争并不是他们的直接职责。但是，军事反特部门和保安机关则应负完全责任！……
最高统帅不能不承认库拉索夫的精明，他不必做任何准备便能对答如流，而且讲得头头是道，相当全面。他感到满意的是，方面军参谋长一次也没提及里加市和梅梅里市……这两个进行主要打击的进攻方向；他一句话也没谈到部队集中地区在什么地方。最高统帅甚至对高频电话这一最高级的通讯手段也不相信，儘管他不止一次地得到过复杂专家们的口头和书面报纸说，偷听或截获在高频电话上的谈话是不可能的。
史达林还知道下述事实，而这一事实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员是不知道的，即九月份将举行的战略性军事行动的秘密性和突袭性还得到了反特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门的保证，他们不仅在波罗的海地区，还在百俄罗斯和乌克兰一带，通过无线电向敌人提供假情报，以便通过这个方法製造假象。
然而，库拉索夫的汇报并未能使史达林安下心来，他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计划得很周到，却把主要的东西忘了！”他心中焦急不安地盘算着，冷淡地说了声再见，便把听筒放下了。
把坦克直接从工厂运往前线，未配备驾驶员这一点，特别使最高统帅担心。如果说在每一个部队中都有指挥员和反特机关的代表，他们对部队的转移都同样负有保守秘密的责任，还有成千名官兵，他们可以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把装备伪装起来，但是在军用列车上却只有护送武器的卫兵，只此而已！根据三年来的战争经验，史达林深知，未配备驾驶员的坦克是最容易被敌人发现的薄弱环节，它们在尚未到达发动进攻的阵地之前，在卸货的火车站上，便会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众所周知，不管在什么地区，只要有坦克在集中，这就明显又毫无疑问地说明，在该地区或那一带正在准备进攻……
他想像着按字母编号的军用列车从切利亚宾斯克、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和高尔基市正在驶出或者军用列车正在工厂里装运坦克的场面。编号为Κ的军用列车是受总参谋部运输部特别加以监督的。从乌拉尔到波罗的海，一路上他们只会遇到“绿灯”，它们将快速前进，甚至在各大火车站上也“不停”，而在枢纽站则一代为这些军用列车准备好两个最好、马力最大的火车头。关于这些军用列车的终点站甚至军队警备司令和调动部队的指挥员们都无权过问，护送的官兵们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什么和小心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一个叫什么克拉夫佐夫或者马其里达的傢伙立即向德国人报告这些军用列车到达了什么指定地点，从而暴露只有在大本营和方面军中少数人，只有两位元帅、五位将军和他……最高总司令本人才知道的意图吗？
“必须制止他们！……”
把军用列车截住，命令他们停止运送武器，这件事当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办成……但战争是无法制止的！……怎么办，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什么措施呢？
成千上万的人为确保战役的秘密和突然袭击制订了计划，做了细緻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周密的思考，而这一切却可能落空。他怀着习以为常的那种自以为比任何人都高明的心情发现，他是第一个人，也许是唯一的一个人，在这一瞬间，真正认识到了这个“涅曼”敌特小组的行动对于正在准备中的战役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
被紧急召见的军事反特局局长和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位部长几乎是同时到达的。在秘书报告他们已经抵达之后，他们三个人便一起走进了办公室，小声地行军礼致意。史达林轻轻地点头作答，但并没请他们继续往前走，因此他们就只好站在宽敞的办公室门边，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他们三个人都很小心谨慎，对于为什么把他们紧急找来一事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这次召见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不会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汇报完工作后被最高统帅留下来的代理总参谋长坐在铺有深绿色绒桌布的长形会议桌前，这位大将正在工作，面前摆着许多地图和文件。史达林穿着蓝灰色元帅服，双手放在背后，在红地毯上静静地踱来踱去；他比平时走得快，这表示他现在很不高兴，他正在生气。
当他走到办公室的另一头时，站在门口的这三个人都盯住他那已经微驼的老人的脊背和后头顶上低垂的花白头髮。办公室的另一头摆着一张堆满了文件、书籍和卷宗的写字檯，写字檯旁的书架上放着几部电话机。当他走到办公室尽头的墙壁跟前时（在墙壁上有一人高的橡树镶板），他便转过深往回走，于是这三个人望着他的脸，但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一如既往，史达林在沉思着踱步时，从来都是低着头的。
所有这三位被召见的人都是受到最高统帅信任的人，他对他们是有好感的；同时，这三个人又都知道，这种好感是多么不可靠，多么变化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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