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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与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有关的一切情况都已经清楚了。然而，甚至在接到质询的回答之前数秒钟，包括将军在内的任何人，谁也未敢否定这条线索，因为凑在一起的各种极其可疑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这一整天我都是在戈罗德诺和别洛斯托克度过的。一大早就有一架联络飞机供我使用，许多飞机场都有一些小汽车和人数相当可观的行动小组在听候我的调遣。如果昨天承办“涅曼”案件的还只有我们三个人和波里亚可夫，如果昨天我还只能勉强地要求派一名实习人员来帮助我们工作，那么，今天则几乎什么都有……侦察机关这部庞大机器已经开动并全速地运转起来了。

而且，在戈罗德诺和别洛斯托克等待着我的已经不再是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那样的新手，而是我们方面军和友军的五个集团军的反特机关的侦察人员，他们都是一些精明强干、十分机灵、一点即透的人。对他们不必进行辅导，只需要我分派任务和协调他们的行动。

从密码电报的译文来看，敌人不是在火车站外面，也不是在区间乘车时对军用列车进行侦察的，而是在各火车站里进行观察的。

一如既往，这一次又被波里亚可夫说中了：473水陆两用汽车营并未通过戈罗德诺或者别洛斯托克，也就是说，敌人是在相互配合地进行观察，在这些火车站中的一个车站上取得的观察结果同流动哨或乘车者所取得的情报互相补充，而这些流动哨或乘车者显然是化装成红军官兵在进行活动。

对方面军的作战后方来说，事实上这是最常见、也是非常难发现的一种敌特活动方式。他们拥有无可非议的装备，编造了各种神话，手持各种军人证件，有时甚至能几星期之久地待在一些最重要的铁路交通线上。而且他们的那些食品供应证逐渐换成了新的真正的证件，出差证书上一盖上了更多的各个检查站的证章。这些证件和证章以及不断增加的毫无可疑之处的身份证使大多数检查证件的人都会上当受骗。无疑，军装是特务在执行任务时最好的护身符，不过，在铁路线上，还可以遇到更复杂和更特别的伪装。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春天在斯摩棱斯克发生的那件事。我们接到警报后，一大早就到达了出事地点，因为半夜破译的密码电报说，火车站上有一个很有经验的特务，他观察并记录部队的调动和后备队的到达情况，包括人员和武器的数目。

第一天我们就注意的在军用列车附近走来走去的一位老年妇女。四月初的天气，她还光着脚，脚上满是血迹，疯人般的脸孔，露出在头髮外面的灰白头髮，一刻也不停留的无神的目光以及好象在半睡眠状态中用嘎哑的声音不断重复着的话：“我的亲儿子啊！……小沃洛加……我的心肝……”

车站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检查过她：有民警、警备司令部的人，也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交通科的代表。这天晚上，我也走到她跟前。

“老妈妈！……”她没停下来，甚至头也没回，于是，我赶上前去拽住她的胳膊。

“您在这儿干什么？……您有什么证件没有？……”只是在我从口袋里取出军人证明并在她眼前晃了晃之后，她才终于明白过来，从怀中取出一个满是油污的小包，十分信任地递给了我，又继续沿着铁轨往前走去。我又追上了她，叫她站住。

小包里除了战前在奥尔莎市发给安娜·库兹米尼奇娜·伊瓦绍娃的护照之外，还有证明她从该市撤退的证件和工会会员证，有两份长子和次子的死亡通知书，小儿子伏拉基米尔寄来的几封三角形的士兵信件（她在火车站到处跑来跑去找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信上有野战邮局和军事检查机关的印章，还有两份给她治过精神病的医院开的病历摘录和诊断书。任何一个证件都没有可疑的地方。她在这个火车站成了大家都熟悉的人。在军人食堂里，大家都愿意分给她一点吃的，谁都可怜她。

半夜，当我通过高频电话向波里亚可夫汇报火车站上的情形时，也提到了这个伊瓦绍娃。

“必须把她送进医院。”他说道，“你要告诉警备司令或民警句局长，起码，她在火车站上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

第二天我们把该市精神科大夫请到警备司令部，这是位仪表文雅的老人，戴着金丝框的圆形眼镜，浮肿的脸上一片倦容。他看了看伊瓦绍娃的医疗证明，把她检查了将近一个小时，为了让她多说话，还叫她是亲爱的，好人儿等等。患有她这种病的人应该有的一切症状她都有，反射和综合症候她都有。

我利用这段时间，在隔壁房间里又一次检查了她的证件，读了那些文件。这些信是一位年青的前线战士写给自己患了精神病的母亲的，信中充满令人感动的真情和热爱。我还检查了伊瓦绍娃的背包：几块麵包，脏得发黑的手帕，骯脏的破布片…几件内衣，一点白糖，这一切都杂乱无章地放在一起，正常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这是一个明显的病例，”伊瓦绍娃走后，大夫对我说道：“她应该到慢性病患者疗养院去，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疗养院已不存在了，被德国人烧毁了……我们没有办法让她住院，因为全州唯一的精神病院只有六十个床位。”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之后告诉我道：“有几百个病人在排队等着住院，但是床位还不够狂暴型患者住的……而她一点也不闹事……何况，她对现实的感受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