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采取另外的方式同戈罗林斯卡娅太太谈话了，因为在这以前，保密措施使我无法谈及实质性问题。我让大尉回去了，请这位太太一起到大房间里谈话，我们都坐作桌旁。
“太太，”我说，“您能不能不向别人谈起这件事情呢？”
“能啊。”她莫名其妙地一会儿看看我的脸，一会儿又看看那两张揉皱了的玻璃纸。
“我现在要把实情告诉您……”
“叶日！”她喊了一声，脸色立即变得苍白。“请您不必担心，太太，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关于您儿子叶日的消息。”为了使她安静下来，我甚至握住了她的手。“我要把实情告诉您……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答应对我们这次谈话保密吗？”
“我答应。”
“我们认为，您和您的一家人都是波兰的爱国者……您的丈夫在保卫波兰时牺牲了，他死得象一位英雄，而您的儿子则正在同占领军进行斗争……波兰人和俄国人都正在与共同的死敌作战……” 我本来想同她按照人之常情坦率地谈话，结果我说的都是些公式化的官腔和陈词滥调。由于昨天一夜未睡，而现在时间又非常紧迫，也许还因为我总在不自觉地想儘量快一些解开这个难解之谜……我便不由自主地打起官腔。
“华沙，”她说，“华沙怎么样了？”
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我知道华沙起义了，是国民军司令部发起的起义，但参加起义的波兰人有几十万。华沙市内的残酷战斗已经进行到第三周，实际是手无寸铁的人们在抵抗着德寇的坦克、飞机和大炮的袭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亡。这几天，人们多次问起我有关华沙的情况，他们大部分是波兰人；我主要是从一些少得可怜的报纸消息中了解到起义的点滴情况的，除此以外，我什么也说不上来。
“华沙发生了起义……正在进行巷战。”
“叶日在那里……”她的声音发抖，两眼含泪。果然不错，被我猜中了！
“我们祝愿他会活着并且健康地返回故乡……”我停了一会儿，才接下去说道：“我们都正在与我们的共同敌人浴血奋战，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您对我们的帮助……您这样做也不仅仅是帮助我们，也是帮助您的儿子和一切波兰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由于激动，她说了一句波兰话，并且泪如雨下。我递了一杯凉开水给她，她一饮而尽，有手帕揩去眼泪，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使自己安静下来。
她沮丧地坐在我面前，无精打彩，她那看似年青的外表和故做妩媚的姿态一扫而光。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为了自己的独生子生死未卜的命运而忐忑不安的母亲，是一位由于本国同胞正在流血牺牲而悲伤的波兰女人。
常有这样的情况。有时，你同陌生人的生活发生了联繫，看见别人在受苦，你想安慰他、鼓励他，但是，良心要求你：还是让这个人独自待一会儿吧。然而，你仍然不得不向他打听各种情况，以前取得你所需要的情报。我们干的这行工作真该死，没有比这行更糟的工作了。
等她稍微安静下来以后，我便言归正传，说明了这两位军官为什么引起我的注意。开头她吓了一跳，在她家里居然住过强盗，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她又急忙拿出了司令部批准两位军官在她家留宿的证明。我说，他们不是强盗，不管，他们也没有权利在这一带采购农副产品，这是不允许的。于是，她为他们找了个“投机商人”的头衔。对她来说，这样一来，似乎一切都可以理解了。私商、采购，然后转手倒卖，这类现象在刚刚解放了的利达市和西白俄罗斯一带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的。因此，在她看来，他们是投机商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事实。她痛快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关于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一切问题，无疑，她对我是毫无保留的。
这两位军官只被批准在这里住五天，他们在她家里住了四天，有一天晚上不知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两位军官是一大早，即大约六点钟离开她家的，天快黑时他们才回来，都已经疲惫不勘、风尘仆仆了。她认为，他们这是搭车到附近各村庄办事去了。军官们擦过皮靴，洗过脸，吃过晚饭以后，便马上躺下睡觉了。
两位军官没跟她聊过天，只在必要时才跟她谈话，而且只是那个大尉出面跟她谈话。举个例子说吧，头一天晚上，大尉问过羊和猪的价钱，还有农副产品、煤油和德军军装的价钱。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农民，都把军装染成别的颜色，用它做衣服穿。戈罗林斯卡娅听他们说，几天前他们曾逛过巴兰诺维奇集市，他们对比了该地同本地的物价。
两位军官颇有礼貌，待人和气，请她吃白糖和煮鸡蛋，据说是从村里带回来的；头一天晚上，他们就把士兵吃的半个麵包送给了她，她叫这种麵包是“公粮”，而昨天，他们还给了她一茶杯食盐。在德军占领整整三年期间，从来也没有供应过食盐，盐就象金子一样贵重，即使现在，在集市上也是用茶匙卖盐的，价钱也很贵。
尼可莱耶夫慷慨大方地送给她的食盐（我请她拿给我看了看）是德国产的细盐，有黑色的微粒杂质……是辣椒末，这是尼可莱耶夫亲自告诉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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