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很清楚，干这种容易患痔疮工作的人，由于长时间毫无结果地坐着不动，即使是饱经风霜的男子汉，他们也难免会垂头丧气，一蹶不振。现在还不知道，我自己要在这儿泡多久。不管要泡多久，反正我们都得象捕鼠器里的弹簧那样随时准备行动。因此，我有责任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把他们训练一番，教给他们一些与我们所执行的任务有关的起码知识。昨天夜里我就想好了这一切，我决定抓紧时间，每天给他们上两三个小时的课。
我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讲起的，即我是怎样第一次同空投特务相遇的；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不是发生在三年多以前，而是发生在昨天，甚至是今天。
这一切犹如现在发生在我的眼前：在奥尔沙市郊公路，那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星期。逃难的人流、装满坛坛罐罐和载运着老弱病残的马车，载运伤员的车队。到处是弹坑，路边倒卧着尸体。人们赶着牲畜、车队运载着机器、车床。他们走呵，走呵，甚至连孩子都背着件什么东西，大家早已筋疲力尽，但继续往前走着，只要远离开德国鬼子就好。人们在哭泣、嚎叫，到处是惊慌失措，乱七八糟，最荒唐的谣言，还有敌人的伞兵和空投特务。德寇的飞机在人们的头上盘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那个边防军独立团，当时正在撤出奥尔沙市郊的沿途一带执行检查行人的任务。根据正式命令，我们应完成的任务和职责还有：
在方面军后方维持必要的秩序；
检查证件，必要时，也就是发现可疑情况时，必须检查私人携带的物品，包括文职人员和军人的私人物品，不问其职位高低，还要检查一切来往的马车和汽车；
保护最重要的建筑物，保证通讯联繫畅通；
拘留擅离职守，逃到后方来的红军官兵并把他们送往兵站；逮捕逃兵；
调度交通运输和撤退事宜，保证开往东部地区的运输车辆满载，必要时疏散各交通线上的难民；
当然，首要任务还是逮捕和消灭德国特务和空投特务，同敌人的伞兵进行斗争。
这都是在命令中明文规定的我们应完成的任务和应尽的职责，但是，当时我们干的事情比这些规定要多得多，简直数不过来！我们甚至还当过产婆哩。
傍晚，我们站在公路上，正准备检查“爱姆卡”牌小轿车。在司机身旁坐着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少校，他身穿雪青色上等呢军装，除了菱形领章，还挂着两枚勋章和一枚黑色“光荣的契卡工作者”胸章。后座上坐着他的妻子，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她带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子。另一个男人健壮得象运动员，他戴有一枚“伏罗希洛夫射击手”徽章和两个陀螺状肩章……这是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士。福明少校携同妻子和儿子去莫斯科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赴任。处私人物品外，汽车中还有两大捆文件，文件上盖有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火漆印，在他们出示的密令中对这些文件的说明是“绝密文件”。密令还註明，司机和中士都是保卫人员。
一切都规规矩矩、周到合理，证件也没有什么可疑挑剔的地方；少校的证件上有我们很熟悉的、用墨水签署的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的姓名，而在一九三Ｏ年授予他的胸章证书上，则有敏任斯基的亲笔签字。少校的妻子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职人员，她的证件和另外两名军人（司机和中士）的证件也毫无可疑之处。“爱姆卡”牌小轿车的牌号是明斯克市的，汽车执照和路条也是真的，挂在车里的可摺迭的毛瑟枪上有个银牌，上面刻着：“福明同志（附有名字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留念。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赠。”
这一切都天衣无缝……文件也好，军用物品也好，人的举止也好，甚至表面看来，儿子跟双亲还有相似之处呢：男孩子的浅黄色头髮和蓝眼睛象母亲，高颧骨和高额头象父亲。一切都没有问题，他们对作战环境也非常熟悉。少校还表示信任地小声说了一句：“您是鲍利斯．伊万诺维奇那个部队的吗？是归康得拉申指挥吗？”
康得拉申．鲍利斯．伊万诺维奇担任我们边防军独立团团长才三天……连这件事他们都清楚。然而，我们还是逮捕了他们。
我现在向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讲这一段真实经历时，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便在某些地方添油加醋地吹嘘了一通。
我当时抓到的基本上是一些尸体，那位也开枪射击我们的金髮女郎则受了重伤。
原来，男孩子是一位苏联军官的儿子，是德国人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天在边境某地找到的。他们跟这个孩子在一起生活了几天，教他称呼“少校”是爸爸，而称呼金髮女郎是妈妈，而且终于把孩子交会了。但是，由于孩子有时还会说错，把她叫成“阿姨”（还是把男的叫成“叔叔”，我记不准了），德国人便想了个办法：当攥住孩子的手时，就表示禁止孩子出声。为了这个目的，为了孩子不致乱说，还在他嘴里塞了块水果糖。
检查证件时，那位“妈妈”（实际上是个报务员）看来是由于紧张而把孩子的手攥痛了，孩子皱了一下眉头。我要事先说明一下，后来，当这孩子抱着全身是血、快要死去的这个女人的时候，孩子的两隻胳臂也是抱得紧紧的，而且号啕大哭。在这一幕可怕的流血事件中，这个女人在孩子眼中是他最亲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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