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两个儿子，”少校开了门，匆忙走到门外，在走廊里继续说道：“请明天过来谈谈……”
过了一会儿我就坐在不知是属于谁的一间办公室里了。在这间屋子里，人们抽过很多烟。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翻阅着审问记录，都是过去当过村长、伪警察以及其他德军走狗们的审问记录。记录中的也都是老一套的问题和受审者的几乎千篇一律的回答。其中多数人是几星期前才被捕的，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毫无用处。
“讲一讲，你是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下向德国人出卖了游击队员约瑟夫．特什凯维奇一家人的？”
“除你之外，还有谁参加过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卡沙尔大批屠杀苏联战俘？说出他们的姓名！”
“搜查时，在你家中发现了金製品：戒指、金币、用过的金牙。你要交待：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东西落到你的手里？”
当然，被审问的人都在为了能够活命而挣扎，他们都不说实话，不承认罪行。他们都采取同一手法，不断变换花招，在作最后的挣扎。又都是通过证人的证词，面对面的对质和利用各种文件揭露了他们的罪行的。
讨伐队队员、杀人犯、盗匪……这些人怎么可能同我们正在搜查的敌台和间谍案件有关係呢？何必找这些人呢？我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呢？但是，万一呢？……
这个“万一呢”在搜查犯人时总是令人鼓舞，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但是，我开始打盹了，脑子也木了。为了不致睡着，我开始唱歌，我只要唱一、两段歌就可以清醒了。
老巴甫洛夫斯基的卷宗同别人的卷宗一样，是灰色纸口袋，里面有逮捕证、审问记录以及尚未入檔的专案材料。他是因战时加入德国国籍而被捕的，罪名是背叛祖国。然而，除了他填写过一张德国侨民登记表和企图跟德军一起逃走这两件事以外，我始终没弄明白，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没弄明白这件事的不仅是我。除了记录，卷宗里还有领导机关写的这样一个便条：“扎伊采夫同志：巴的真正卖国活动还没有被揭露。必须查清并建立檔案。”
但是，人们曾经向他提出过有关他的两个儿子的问题，老巴甫洛夫斯基回答说：“我的儿子卡季米尔和尼可莱确实在波兰的建筑部门为德国人干过事，但具体在什么单位我并不知道。任何有关他们工作的详情我都不知道。”
瞧，在建筑部门工作。可斯维里德却说他在警察局里当官儿。
实际上，我们对伪警察及其他狗腿子并不感兴趣。而我念念不忘的正是卡季米尔．巴甫洛夫斯基和另外两个人，他们在什洛维奇森林附近出现无线电台讯号那天在干什么呢？他们怎么会到那个地方的？而且，为什么三个人打扮成一个模样，穿的大概是我军的制服，这又是为什么呢？要在森林里窜来窜去是没有必要化装的，这样做反而更危险。不过，我想，斯维里德可能由于害怕而没看清他们的相貌和外貌的特征。
十分钟后，我坐在局长办公室“高频”电话机旁，等待接通电话，我准备同波里亚可夫中校通话。我打这个电话是为了汇报搜查工作进行的情况并暗中希望局里已经有了破译的电文，或者有了关于呼号为ＫＡＯ的敌台以及我们正在搜查的那些人的新情况。
人总是希望一切顺利，而且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偷懒。不管工作进行得多么顺利，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个小组不是孤军作战，你还有友军在在同你并肩战斗，而且不只是反特局的同事们。波里亚可夫这个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放过任何可能性，他会在任何地方都努力做好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包括莫斯科在内。
我终于在听筒里听见了中校的舌音不清、低沉的声音，他那副样子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想像之中：他个子不高，前额隆起，一对扇风耳，上衣的野战肩章发皱了，衣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又肥又大。我还可以想像到他在听我讲话时的姿势：侧身坐在沙发椅上，在一张纸片上记下一些数字和名称，与此同时，他按照老习惯，总在轻轻地用鼻子吸气，象小孩子受了委屈时那样。我开始汇报搜查经过，谈到泉水边上的脚印，敌人如何向塔曼采夫射击，也提到我同瓦秀可夫和斯维里德的谈话。这一切都不是有价值的情报，不管他还是让我讲完，没打断我的话，只是偶尔应答和反问几句话，于是，我明白了，他们局里也没有任何新情况。
“在什洛维奇森林附近出现敌台讯号那天，巴甫洛夫斯基和同他在一起的另外两个人在干什么呢……这是个问题……”我沉默下来后，他开口说道，“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噢，是这样……巴甫洛夫斯基，卡季米尔或卡季梅什．戈奥尔吉耶维奇，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生，明斯克市人（不准确），从证件上看，他可能是白俄罗斯人或波兰人……是呵，材料不足……我们想查一下所有的侦察材料……现在谈谈电文吧，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将军刚同莫斯科通过电话。他们还没破译出来。我局人员也暂时未能破译出来。不过，我希望明天或者后天将会得到破译出来的电文。暂时你们还得把森林搜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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