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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同他的同志们一样，几个星期以来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长时间的睡眠不足甚至使健壮如牛的塔曼采夫也吃不消了；至于安德烈，有时他简直连站也站不住了。现在他正处在这种令人不快的状态之中：非常想睡一觉，睡在什么地方都行，一头栽下去就睡，睡它个够。他竭力克制着睡意，迈着沉重的两腿，磕磕绊绊地走着，时而被遍地可见的树根绊倒，不过，他依然在林中小路上顽强地向前走去，这些林中小路杂草从生，难以辨认……

第6章 搜查小组组长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廖辛大尉

实际上，第一天什么也没有找到。除了什洛维奇，我还去过卡面卡和诺沃晓尔卡，这是位于什洛维奇森林另一边的村庄，我还去过周围二十多个小村庄。我们要找的人可能不在森林里。估计情况是这样：他们是昨天或者前天进入森林的，发过电报之后，他们便不失时机地躲了起来。在森林入口处有人看见过他们，所以我这样估计也是很自然的。

瓦秀可夫发现的两个陌生人，毫无疑问，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把他们当做搜查线索还有待斟酌。第一，瓦秀可夫并没看清楚那两个人是从森林里出来的还是一直沿着林边走的，也许他们根本就没进过森林。第二，敌人发报是在离诺沃晓尔卡更近，而离什洛维奇更远一些的地方，为了快些离开他们发报的地方，更合理的做法不是穿过森林，而是儘快离开森林，赶到来往车辆很多的公路上去，并且找一辆过路的汽车坐上去。第三，最令人失望的是，瓦秀可夫只不过是在相当远的地方看到这两个陌生人的，他没能看清楚他们，因而他也不可能更详细地描述他们的相貌。

我轻而易举地就同农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我感兴趣的是个很简单、甚至看起来谁也不觉得奇怪的问题：最近几天之内谁在林边附近看见过那两个陌生人？不用说，我不是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照老规矩，还得保密。我大概同五十多个人谈了话，基本上都是一些妇女、老人和小孩。我觉得，只有两名原游击队员跟我确是无话不谈，其余的人对我是敬而远之，谨小慎微，都异口同声地说：什么也不知道。

“都是些愚昧无知、没见过世面的人。”利达市民警局局长曾经对我发过牢骚。“都是西部人嘛，这是可以理解的。几扁担也打不出个屁来……”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议论，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我是理解这些“愚昧无知”的人们的。五年间，这里的生活发生了四次重大变化：开头是沙那茨波兰的法西斯制度，接着是同苏维埃白俄罗斯合併，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第二天的晚上，这里就炮火连天，德军血腥地占领了此地。以后呢，苏维埃政权又回来了，而且已有两个月之久。

何况，除了正规军以外，还有一些能量很大的非法的武装人员。敌人占领时期，森林的主人是游击队员，现在，则是形形色色的土匪和德军的残余官兵，他们到处横行，有时还可以遇到小股的逃兵。这些敌对分子的非法活动有某种共同性：突然袭击，残酷无情，草菅人命。同时又各有其特点：波兰的国民军分子常常是埋伏起来，射击公路上的汽车；他们主要是杀害我军人员，他们同人数很少的红军小分队也要火併。立陶宛的民族主义匪帮“绿军”从北方来到这里，专杀共产党员和村苏维埃的领导干部，有时不分青红皂白，把全家人都干掉，把农民们洗劫一空。德军和伏拉索夫分子则谨慎得多，他们一般是不进村，只在森林里偏僻的大路和小村庄中抢掠，但不留下一个活人作见证人。他们力求不暴露自己，以便逃避可能受到的惩罚和死刑。

一般来说，本地居民在所有这些可怕的凶恶力量面前是无处藏身的。他们对任何一位来客都感到可怕，在任何一种恶人面前他们都只能受到暴力的摧残，被人抢劫或被人杀害，因此，他们不无根据地得出结论，还是少说为妙，这样做起码可以平安无事，少惹麻烦。我穿的这身军服也未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波兰国民军分子也好，“绿军”也好，伏拉索夫分子也好，甚至德军，他们都穿我军军服。

连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有时也不愿意多说话。我在卡面卡的一次谈话是很说明问题的。该村的苏维埃代表是个大鼻子老农民，这位白俄罗斯人长着稀稀拉拉、褪了色的鬍子，叼着一根自製烟捲。他坐在一间空空荡荡的脏屋子里的桌旁，同一个长腿少年（通信员）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当有人来找他时，他甚至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不快，因为来人妨碍了他下棋。

三个端着德国步枪的老头儿守卫在村苏维埃办公室外面。他们紧紧地盯着我，默默地观察着“村长”如何检查我的证件，然后，迟疑了一会儿，便同那个少年一起走出去了。象在什洛奇一样，我以部队驻防工作代表的身分作了自我介绍，出示了出差证件和军人证，但没有出示那个盖有吓人的印章的“锄奸”反特局的小红本。

这老头儿给我的印象是个单纯而又多嘴多舌的人，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

他的确喜欢讲些一般性的话题，例如，关于粮食和物价如何昂贵啦，男劳力和拉大车的牲口如何不足啦等等。关于牲口不够这件事他甚至说了三遍，大概是怕我跟他借车用。但是，在我们谈话的这段时间里，他竟有本事几乎没有提起任何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