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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派圈子中有如此多的人热衷于传播美国的价值，以至于他们甚至考虑重拾欧洲以前犯下的罪孽——帝国主义。几十年前，美国治下的和平只是少数人的梦想而已。1991年时，克劳萨默还极力辩护：“为什么要否认帝国主义呢？为什么要因为帝国主义而羞羞答答呢？”到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这种氛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些新保守派，如罗伯特·卡根，更喜欢“霸主”的说法（那意味着你只要控制别人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整个国家），其他人则明白无误地成为了帝国主义者。正如马克斯·布特，《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巴特利的门生，在2001年10月的《旗帜周刊》上所写的那样：“今天，阿富汗和其他麻烦不断的地方，迫切需要文明的外国人来管理，而这种管理一度是由脚蹬马靴、头戴太阳帽、充满信心的英国人来提供的。”[32]2003年7月，他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撰文认为，美国需要设立一个殖民地办公室，他补充道，随着Perl语言(6)的蓬勃发展，将不得不为这个办公室想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正确的名称。[33]

回顾过去，小布希政府在接受这一主张之前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帝国主义背离了小布希在竞选中勾勒的那种“谦卑的”外交政策。他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的时候谴责了这种主张：“我们并不寻求建立帝国，我们的国家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而忠于自由。”然而，到2003年5月，小布希政府却基本在以帝国的方式行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设立总督管辖区，并且声称它有权利——哦，不，是有道德责任——将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正如小布希对西点军校的学生所说的那样，“鼓励各大陆自由开放的社会，以扩大和平的范围。有人担心，言明对错是缺乏外交策略或者缺乏礼貌，但我不这样认为”。

得到小布希——还有切尼、赖斯和拉姆斯菲尔德——支持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即反恐战争不仅要针对国家，还要针对恐怖分子。“9·11”事件发生后，他们热情地接受了这一主张。一旦说服了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推翻恐怖头目很重要，那么要说服他们美国有责任重建这些失败国家，相对来说就不怎么费力了。除此之外他们能够做什么呢？让阿富汗和伊拉克毁灭？这对切尼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羞辱。必须重建这些国家，以防止它们半途而废。到2003年，切尼肯定是以赞同的口吻高兴地使用“帝国”这个词的。

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果敢的民族主义者的国家重建主张远远达不到新保守派的要求。阿富汗就是一个相当清楚的例子，说明小布希政府对国家重建概念有所保留。美国不顾许多军阀掌管着阿富汗海洛因业务的事实，把该国的大部分地方交回到了他们的手中，并且只留下了很少的驻军。相反，在1995年，战争一结束，美、英、法就在波士尼亚投入了6万维和人员，而在阿富汗这样一个面积和人口分别是波士尼亚12倍和7倍的国家里，到2003年，只有大约5000人在帮助维持和平，另外还有1.2万人在搜捕本·拉登。新保守派全神贯注于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刻意对此视而不见，并找藉口说那只是阿富汗的暂时脱轨而已。国家重建的真正考验将是在中东地区——小布希曾经承诺使这一地区民主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数周，他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许过这样的承诺。然而就在萨达姆被推翻不久之后，“民主的帝国主义”和“果敢的民族主义”之间的裂痕再次出现。

沃尔福威茨及其同道一直致力于把中东的改造作为一个长期的高尚计划，但这与右派中其他大多数人本能上的谨慎发生了摩擦。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小布希批评柯林顿的外交政策由于受模糊的理想主义而非清楚的目标所驱动，因而显得软弱无力。他抱怨道：“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被这样随意差遣过——在过去几年里，平均每9个星期就有一次部署。”在赖斯的指导下，小布希对柯林顿政府使用军队进行国家重建，而不是使军队担负应有的责任——“作战和赢得战争”——进行了尤为尖锐的批评。[34]在共和党内的思维中，这种紧张怀疑不久就被自我强化了。相对于新保守派，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只把国家重建看作临时措施。美国自然需要清理好伊拉克，耗费大气力在那个地区培植友好政权，但美国需要确立自己的优先目标并防止使命偏离。

2003年夏，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问题激化了小布希的核心顾问与新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对于果敢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每一个装着美国人的裹尸袋和花出去的每一美元，都显示出捲入国外的危险。情况很快就清楚了，伊拉克人对于美国人在伊拉克的存在，怀有比新保守派想像的更加矛盾的心理。这些几乎没有接受过维和训练、缺乏维和能力的美国军队身陷巴格达的街头巷尾，开始愤怒地往家里写信、发电子邮件，抱怨他们延期回国。2003年夏，德克萨斯州甚至出现了军人妻子的抗议活动。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逐渐消退，到2003年9月，只有一半美国人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好主意。

新保守派对美国在伊拉克停滞不前的解释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雄心抱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