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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比珀尔更能够使欧洲的外交官感到焦躁不安。他的专长就是向自由派介绍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令人担心的方面，好像这些都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事实。2002年小布希发表国情咨文的前夜，他在一个有许多欧洲人在场的记者吹风会上说，小布希已经放弃了柯林顿有关“全球主义”的失败思想，转而赞成令人钦佩的“大西部民访团原则”。珀尔对《世界报》和德国电视台满怀恐惧的听众解释道，美国的工作就是要召集盟友、经受考验并逮住那些坏蛋。伊拉克战争以后，他是首先承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不过是宣战理由（真实目的是政权更迭）的人之一，他还喜欢对他的欧洲朋友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下一个轮到谁？”

一位独立的总统

由此观之，新保守派不仅聪明、足智多谋，而且目标明确。但这些都不能证明绑架的指控成立。新保守派最终是听命于总统的。他们可以提出聪明的建议，但并不能做最后的决策。许多小布希的批评者，尤其在欧洲，坚信他是一个昏庸的小丑，以至于他们总是关注他的智力——要么来自卡尔·罗夫的头脑，要么来自副总统办公室，要么来自新保守派阴谋集团。但真相却相当平淡无奇。

小布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利用他人和各种思想来解决具体问题。他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说：“我可能无法准确告诉你东帝汶的局势，但是我可以请教康迪·赖斯、保罗·沃尔福威茨或者迪克·切尼。我会请教那些有经验的人。”[19]小布希得心应手地使一个战略被分头执行——他似乎很乐意让国防部来实施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然而他确信，大的决策只能由他一个人来做，就连迪克·切尼，也在2002年8月嘲笑美国在联合国寻求另一份决议案的想法时，发现自己为此付出了代价。进而言之，小布希总是不愿意使自己捲入某一特定的小集团或受制于某种特定的想法。他个人在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上投入很多，这既是接近他心灵的主题，也是他在2000年竞选时的核心主题。但是，当约翰·迪伊乌里奥那个“基于宗教信仰”的计划显得不再切合实际时，一位白宫内部人士所称的“充满同情心那事儿”被悄悄搁置了。

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认为，小布希与新保守派之间的关係最好用商业术语来思考。如果一位执行长认为某一伙雇员成功解决了某一具体的危机，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要让他们进董事会。在小布希政府的“董事会”里，成熟的民主－帝国主义模式并不包括任何新保守派，只有沃尔福威茨是个例外，但他只不过是五角大楼的二号人物。

关注一下小布希政府的许多据称由新保守派在幕后操纵的政策，人们会发现，这些政策还有其他动机。例如，2002年小布希要求清除掉亚西尔·阿拉法特，许多欧洲人怀疑，是新保守派在幕后操纵以帮助利库德党，毕竟，阿拉法特是人民承认并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事实上，小布希这一政策的理由，似乎既是出于实际情况和个人因素的考虑，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阿拉法特在从伊朗装运炸药一事上撒了谎，把信任看得非常严肃的小布希总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他在白宫记者招待晚宴上对共进晚餐的人说：“你不能同那个傢伙制定和平协定。他欺骗了柯林顿总统。”[20]一旦巴勒斯坦人把阿拉法特晾在一边，而将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为总理，小布希就重新回到了和平进程上，并且迫使以色列人参加2003年7月在沙姆沙伊赫（Sharm el-射ik）举行的和平首脑会议。儘管那一努力失败了，但他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拥有一个能够生息的国家，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后，他加倍努力。大多数新保守派的梦想是将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并且把路线图看作是可恨的奥斯陆和平进程“令人遗憾的復活”，而小布希的中东政策仍然与新保守派的剧本有一定的距离。[21]他们受到国务院的平衡，而国务院对以色列的立场又因为托尼·布莱尔的影响而得到加强。

当然，这种平衡依然使小布希的中东政策严重地偏向以色列——事实上是偏向阿里尔·沙龙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但新保守派同样不应为此承担责任。对以色列给予强力支持的不仅仅是新保守派。美国——尤其是保守主义的美国——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9·11”事件后，支持还进一步加强了。2002年4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支持分别是68%和8%，包括大部分犹太选民在内的民主党对二者的支持，则分别是45%和21%。小布希的新保守派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引用小布希对卡尔·罗夫的提问：“您认为我们的人民是怎样看待以巴衝突的？”罗夫回答：“他们认为那是你们反恐战争的一部分。”[22]

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观点。“9·11”事件发生后，小布希的政策不再只是新保守派的政策了。它们已经成为了保守派的政策——那是在整个右派美国都引起共鸣的政策。谁反对伊拉克战争呢？当然不是科林·鲍威尔，他走在政府政策的最前列。被认为是超道德的权力政治大师的亨利·基辛格也坚定地支持白宫的政策。美国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根本不是一个转变的问题，更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