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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特·柯林顿

在1993年中的预算之战中，柯林顿大声叫嚷道，他不希望以“艾森豪式的共和党人”而被人记住。[58]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他恰恰完全成了这样的“共和党人”——总的来说，美国人对此实在是高兴不已。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政治极端混乱的10年——1992年，老布希因为老大党的内部压力失败，从而使该党拥有的选民票比例落到了80年里的最低点。两年后，柯林顿主持民主党，使其成为几乎是半个世纪里表现得最糟糕的在位政党。柯林顿因为许诺建立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政府，使老布希大败；金里奇则因为许诺建立一个规模受到限制的政府，从而使柯林顿溃败。[59]儘管有这样的混乱，但平分秋色的美国最终重新找回了平衡——一位以新民主党人形式出现的总统，被共和党国会团团围住。与其说这是“托利党人用辉格党的办法在统治”——班杰明·迪斯雷利理想政府的公式——还不如说这是民主党人用共和党的办法在统治。

有两个原因使得柯林顿的第二任期显得如此脆弱。第一个原因是，这一任期鲜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法律。柯林顿的主要遗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福利改革、减少赤字——那时已经全部到位，他只要监管一下，和平繁荣就将随之相伴。当然有更多的小事要忙，柯林顿开始为自己争得一个新的次要角色——一位外交政策总统。他要给巴尔干半岛、中东和北爱尔兰带来和平。

人们可能会认为，柯林顿那些小成就——劳动收入抵税金额、枪枝销售限制﹑环保惯例等——终会积成大事业。乔·克莱因（Joe Klein）就是这样在杂誌《自然》（The Natural）上优雅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无论这一大事业是什么样子，都不会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大事业。这有点像艾森豪——微笑就是他的哲学——柯林顿本质上成了一个人们希望他成为的人。在“第三条道路”上，柯林顿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宏大信念空间。1998年身陷莱温斯基风暴中的时候，柯林顿用下面的话详细说明他在总统任职上的作为：

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些毫无结果的辩论——有人说政府是大敌，有人说政府是救世主。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我们的政府是35年中规模最小的，但却是最进步的。我们的政府规模更小了，但国家却更强大了。[60]

对这段话的理解，要视强调的不同方面而定。自由派可能会挑出“进步的”这个词，而保守派则可能会挑出“更强大”和“小”这样的字眼。然而，看看争论的内容，就会发现保守派赢得了多数争论。赤字本可以消失，由国防经费减少而可得的和平时期公共事业经费，本来也最终会被支用。但柯林顿并没有把这些盈余用在自由主义新的大计划上，相反，他把这些盈余归入国库。“干预”规章当然有所增加，柯林顿的托拉斯惩处者开始处理微软公司，但他们对20世纪90年代末的狂热兼併听之任之。等了一代人才等到的这首位连任总统的民主党人，他的主要行政遗产就是使联邦政府的收支重新正常有序，这一点似乎令人感到快乐。这将会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林登·B．詹森惊诧不已，更不用说留满鬍鬚的麦戈文（1972年，他从耶鲁大学南下到奥斯汀，为“伟大社会计划”而战斗）会有什么反应。

另一个使柯林顿在第二任期显得脆弱的原因，当然是莫妮卡·莱温斯基。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详述，已经有足够的笔墨浪费在柯林顿与他的实习生那檔子事上面，还有他拒不认帐以及共和党企图弹劾总统而未得逞。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柯林顿刚刚拒绝《华盛顿邮报》索取文件的要求，就任命了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白水事件。第一个检察官是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e），他于1994年6月公布了一份初步报告，报告为柯林顿开脱了一些无法无天的指控，但他被狂热得多的肯尼思·斯塔尔（Kenneth Starr）取代了。柯林顿的忠实支持者正确地指出，斯塔尔与各种保守派团体关係密切，他把调查远远地从出发点本题引开了。对柯林顿在阿肯色州一宗地产交易的调查，结果却是讨论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发生的一系列虽然骯脏，但却肯定是私人的性接触。整个调查花费大约5000万美元，却不能证明柯林顿有任何违法行为。但保守派反驳道，斯塔尔逮住了总统在我们这个时代撒下的最无耻的谎言（“我没有同那个女人做爱”），而柯林顿不说真话，导致斯塔尔被禁止在阿肯色州开律师事务所。

长期而言，莱温斯基案的可笑之处恰是双方做得过头的缩影。在比尔·柯林顿的这个例子中，他认为自己可以再次侥倖逃脱［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天对马克·里奇（Marc Rich）(10)譁众取宠的赦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这件事上，他显然错了。美国人来帮他，主要是因为他们更不信任共和党人。柯林顿总的来说是一位成功的总统，但最为人们记住的——至少在深夜的脱口秀节目中是如此——却是关于雪茄的笑料和重新定义何为“真相”（is）的笑料。他也对阿尔·戈尔造成了伤害——2000年，投票模式将会紧跟人民对柯林顿的认可率，而小布希也会大谈把尊严带回白宫，引起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