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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共和党人群情激愤，准备战斗。在参议院，鲍勃·多尔宣布自己代表那57％未投柯林顿票的选民，并且立刻组织起来，成功阻止了柯林顿经济刺激计划的通过。在众议院，共和党的领导权名义上还是由温和的守旧派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掌握，但金里奇势头更盛。选举刚刚结束，他就召集团队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用挂图展示了他的雄心：

金里奇——主要使命。

文明的倡导者。

文明的定义者。

文明规则的教导者。

文明狂热者的唤醒者。

赞成文明活动的组织者。

文明力量的（可能）领导者。

一项普遍而非最理想的使命。[30]

金里奇同共和党新任主席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一道，将1993年共和党的中心内容集中于使人们厌恶华盛顿。巴伯使共和党的直邮活动增加了3倍，他很快发现，募集钱款的最好办法就是妖魔化柯林顿夫妇。

柯林顿激起了自麦卡锡时代以来美国右派未曾有过的仇恨感。总统每天收到罗伯特·巴特利一伙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攻击，这和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在《纽约时报》上对老布希的揶揄嘲笑可大不相同。但《华尔街日报》的攻击比起电台脱口秀节目或者《美国观察者》杂誌的内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理察·梅隆·斯凯夫出资在《美国观察者》杂誌上刊载了一系列半真半假的文章，涉及柯林顿的性生活和欺骗性的商业交易。1993年7月，就在《华尔街日报》刊出一篇暗示其舞弊的社论后不久，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自杀了。福斯特是白宫的法律顾问，也是希拉蕊的密友，他的死使得情况变得失控。杰里·福尔韦尔兜售了15万册《柯林顿编年史》（Clinton Chronicles），该书宣称柯林顿已下令谋杀那些可能揭露他走私古柯碱的人。[31]

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最丑陋的时刻。事实上，情形太可怕了，以至于柯林顿的辩护者匆匆站出来说，他的总统职位被敌人劫持了，“巨大的右派阴谋”（希拉蕊·柯林顿语）使国家的新闻媒体误入歧途，纷纷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柯林顿总统那个经常有点滑稽的忠实助手雪梨·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依然坚持把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的做法称为胆大妄为之举］。[32]那当然不是媒体的光彩，但总体来看，“劫持理论”站不住脚，原因有二。第一，那些较大的新闻事件背后，总有一些涉及法律正当性的骯脏和狡诈行为。出售林肯总统套间过夜权是一个总统该做的事吗？1993年拒绝《华盛顿邮报》查看白水事件（Whitewater）文件的要求明智吗？这宗地产交易涉及柯林顿夫妇同阿肯色州暗中操纵的合伙人，以看似优厚的条件（后被证明其实不然）购得土地。柯林顿的助手请求他把土地移交出去，但第一夫人不答应，因而大惊小怪的事也在不断发生。[33]第二，如果总统的治理工作做得不错的话——而他任职的前两年基本上没有做到——那些骯脏的事情也不会有太大的关係。因此，很难把柯林顿总统任职上的各种问题归罪于斯凯夫之流。

每当柯林顿向中间靠拢，他还是总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他的经济政策扎根于减少赤字（这取悦了债券市场），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和预算盈余打下了基础。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柯林顿与共和党打成一片。1993年，他邀集4位前总统站在白宫外为该协定辩护。听过柯林顿推销有术的话后，老布希有风度地承认：“他是由里往外看，而我则是由外朝里看，我现在知道原因了。”[34]还有一些成绩，从量变产生了质变。例如，柯林顿强行通过的劳动收入抵税金额，使得出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的美国穷人大大获益。

然而，柯林顿给人留下的总印象是自由主义行事过于张扬——而且是带来混乱的张扬。1994年，柯林顿似乎没有办法使那些法案获得国会通过。竞选财务改革失败了，一项犯罪法案最后获得通过，但白宫的代价是遭受一次蒙羞受辱的失败并落入陷阱。蒙羞受辱的失败来自于美国步枪协会，而掉落陷阱则与国会黑人干部会议的争执有关，争执围绕着是否给予死囚区的少数民族罪犯对自己的判决提出异议的权利。不过这些都不如他在医疗保险问题上的张扬更具象征性。

医疗保险改革被认为极好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他们想解决医疗保险费不断上升以及使工人换工作更容易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解决美国社会中一个令人瞠目的不公正问题——4000多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正如“新政”为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带来了永久的选民支持区，医疗保险改革也将为柯林顿式的政府行动主义带来永久的选民支持区。[35]

但那只是理论而已。现实却是“希拉蕊保险计划”。即使是最迟钝的华盛顿人也没见过那样的事：到第一夫人和艾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领导的医疗保险计划特遣队提交报告的时候，无论以什么尺度来衡量，特遣队的规模都超过了此前所有的委员会：规模（它不仅有500名全职工作人员，还有数不清的攀附权贵者）；复杂程度（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