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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福特对“保守主义运动”持更多同情的立场，他也不可能促进它的发展。他的职责是治癒水门事件后国家遭受的精神创伤。1974年，选民中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的比例下降到21％。[21]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共和党靠不住、无能，与大公司打得火热。[22]在被问及共和党做过的善事时，2/3的选民的回答是根本没有。[23]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推出的广告相当绝望地问道：“做一名共和党人什么时候容易过？”[24]有一些右派成员考虑过放弃老大党而另觅他途——建立新党，甚至投奔民主党。维格里预言道：“不出10年，全国自称共和党的人将不超过一打。”[25]

新保守派

右派究竟通过什么戏法，使里根摆脱灾难而成为总统？答案部分可以从右派的对手吉米·卡特那些不起眼的小缺陷中找到。就在尼克森辞职前夕，卡特的支持率最终下跌到比尼克森还低3个百分点。但相比之下，里根之所以能够当选，更多地是由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数在不断上升。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这一最大的保守派团队，决心将这种反自由主义的声浪变成一场连贯的运动。基层战士与知识分子开始携手并进。

对于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派的过激行为，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黄金机会。巴克利的《国民评论》展现了他的先见之明，而非反常古怪；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度显得激进危险的思想，吸引了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崇拜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芝加哥学派培养的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任何机构，儘管打算实施其思想的国家似乎只有智利——一个国际弃儿。然而，右派知识界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走——20世纪60年代是他们的转折点。

新保守派恰恰起源于美国民主党的核心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纽约和波士顿以学术为生。但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哈佛学者——面容清癯、具有贵族血统。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几乎都是移民的后代。有一些成长在意第绪语(3)和英语并用的家庭里。新保守派的核心成员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在20世纪30年代都就读于纽约城市大学。当时，纽约城市大学为那些不能到常春藤盟校上学的纽约穷人和犹太人提供了接受一流教育的机会。新保守派是极端的现代主义者。他们不会四处表达自己对往昔荣光——中世纪基督教世界、19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旧时的南方——的怀旧之情。[26]青年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这样或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接受了老式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注重精英领导价值、崇尚高品位文化、主张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制。就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正是由于左派背叛了这种自由主义，使得他们变成了新保守派。

新保守派痛恨发生在美国大学里的事情，这些大学使他们走出了犹太区。当学生们捣毁学校财产时，美国理性殿堂的权威怎能悠然自得地袖手旁观呢？那些本应关心智力水平的人怎么会同意在学校引进配额制呢？批评越南战争并没有错，但那些养尊处优、乳臭未干的人怎么可以焚烧美国国旗？他们怎么能够说美国总是错的，而批评者却总是对的呢？一些人的家人正是因为移民美国才躲过大屠杀劫难，他们对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美主义尤其反感。

这些思想家为右派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首先，他们非常国际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莱昂内尔·特里林的门生，并于1950年至1952年间在剑桥大学求学于F．R．利维斯（F．R．Leavis）。1953年至1958年间，克里斯托尔以伦敦为据点，与他人合编杂誌《遭遇》（Encounter），并把儿子比尔送到法国国立高等学校里学习。[27]至关重要的是，新保守派讲的是社会科学的语言。保守派长期以来坚持认为，政府计划会弱化社会的自然契约。新保守派表示，社会问题比其自身显现的要难理解得多，而“伟大社会计划”之类的社会工程，受尽了自身乖张后果的折磨。福利支持会强化依赖性。优惠待遇使人免于竞争，因此可能会使本该获益的人受损。过分热心的平等主义会侵蚀像纽约城市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从而减少社会流动性。新保守派爱揭发右派的丑事，就像当年怀疑强盗式资本家的那些人所做过的一样。

新保守派也详述了非正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而这是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忽视的。1965年，美国劳工部年轻的官员丹尼尔·派屈克·莫伊尼汉因一份文件而引起轰动，文件的原件上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该文件随后立即有了一个别名——莫伊尼汉报告。该报告认为，城市黑人的贫穷大部分源于家庭的瓦解。[28]其他的新保守派则表示，一个社会的“小团组”——自愿组织机构——对社会健康起到的作用要比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重要得多。他们同时发出警告，社会的失序状态对社会安宁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宽容的自由主义者的想像。换言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