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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结论(2)

［13］尼·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过程》（莫斯科1992年版）第291页。

［14］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395页。

［15］杰克·马特洛克《为一个帝国验尸：美国大使对苏联垮台的看法》（纽约：蓝登书屋1995年版）第210页。

［16］亚·雅科夫列夫《暮霭》第383页。

［17］极力论证里根在这方面作用的是原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不过，他同时也完全承认戈巴契夫的关键作用。参看：杰克·F.马特洛克《里根与戈巴契夫：冷战是如何结束的》（纽约：蓝登书屋2004年版）。

［18］乔治·舒尔茨《混乱与凯旋：我的国务卿岁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8页。

［19］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我的国家与世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版）。另见：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解体》（莫斯科：“国际关係”出版社1994年版）；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论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莫斯科：“欧亚大陆”出版社1998年版）；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巴契夫身边六年》（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自由的代价：戈巴契夫助手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莫斯科：“俄罗斯文化—宙斯”出版社1993年版）；还有对戈巴契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的更加恶毒的说法：瓦·米·法林《真实情况：政治回忆录》（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9年版）。

［20］对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来说，东欧各国成为完全独立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范例是非常重要的，东欧国家的做法给了他们从苏联范围内更多的独立转而要求完全的独立的勇气。见：阿尔奇·布朗《共产主义转型的转型后果》，载于《后苏联事务》，第16册，2000年第2期（4—6月），第117—200页。

［21］通过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可靠调查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戈巴契夫执政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他的声望实际上急剧下降。然而，与根据选择性记忆进行的回忆不同，当时的统计表明，戈巴契夫在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俄罗斯和全苏联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鲍里斯·杜宾指出，根据调查资料，1988年至1990年代初的两位“年度人物”都是“改革派领袖”——起初是戈巴契夫，然后是叶尔钦。见：鲍·杜宾《史达林与其他人。当代俄罗斯社会舆论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的看法》，载于《社会舆论调查》第1期，2003年1—2月，第13—15页。除了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以外，由社会科学院进行的认真的社会调查也表明，1989年戈巴契夫的声望虽然比前几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见：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第213页。

［22］胡安·林茨和艾尔弗雷德·斯捷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巴尔的摩1996年版）第381—385页。

［23］叶尔钦的胜利完全不是预先註定的。如果实行国家总统全民选举的话，就会给戈巴契夫日益下降的声望提供新的刺激因素，他很可能再赢得几分，因为他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继承了巨大权力而又情愿把这一权力交给人民支配的最高领导人，戈巴契夫的改革最终带来的也正是这一结果，但是，如果苏联总统直接选举能够进行（当时戈巴契夫还在犹豫不决），这一点会更加明显。

［24］参看：罗杰斯·布鲁贝克《改良的民族主义：新欧洲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英国剑桥1966年版）；瓦莱丽·邦斯《颠覆性机构：社会主义与国家的设计和建造》（英国剑桥1999年版）；另见林茨和斯捷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尤其是第19章。

［25］参看：马修·怀曼《苏联垮台中的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虽然书名中提到的是俄罗斯，但该书论述的不仅是苏联后期的情况，还有后苏联时期的情况），收录在他的《对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一般看法》（伦敦1997年版）第149—173页。

［26］1990年5月，叶尔钦坚持认为联盟法律不应当与俄罗斯法律相抵触，而俄罗斯法律可以与联盟法律不一致。参看：利昂·阿伦《鲍里斯·叶尔钦：革命的一生》（伦敦2000年版）第377页。对于叶尔钦以及他身边那些贪图功名的人来说，联盟的命运与争夺权力的斗争相比是次要的事情。

［27］关于必须“安抚强硬路线的支持者”这一政治转型时期的普遍问题，参看：古耶尔莫·奥唐纳和菲利普·C.施密特《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对不确定民主的初步结论》（巴尔的摩1986年版）第44页。或者如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巴契夫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所说：“人们很少提出关于戈巴契夫在改革的六年半时间里避免了多少次政变这一问题。任何一次这种潜在的政变都可能发生，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不利，戈巴契夫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处于与他所领导的党几乎隔离的境地。”参看：安德烈·绥拉菲莫维奇·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苏联垮台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