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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者，(4)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食，又久青无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着。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復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行，后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大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去月余，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名钦，即张子，宣帝欲以代元帝为大子者。舅张博，从房受学，以女妻房。房与相亲。每朝见，辄为博道其语。以为上意欲用房议，而群臣恶其害己，故为众所排。博欲令王上书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及丞相韦侯，皆久无补于民，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阳王即朝见，劝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书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迁中书令置他官，以钩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淮阳王。石显微司，具知之，以房亲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显告房与张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房博皆弃市。此据《房传》。《淮阳宪王传》则谓博为王求朝，实有觊觎天位之心。其说皆非实录。觊觎天位无论矣，即仅欲使入朝佐助房，亦已处嫌疑之际，何至以房亲近而不敢言？房去至陕，尝上封事，言“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復云：为刺史，恐大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大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盖其初意，仅欲隔绝房使不得奏事，房既去，乃又造淮阳之狱以陷之也。若当房未去之际，已微司得其与张博之谋，则房之不及岁竟，已可豫知，又何必止其乘传奏事乎？成帝即位后，淮阳宪王上书陈张博时事，颇为石显等所侵，因为博家属徙者求还。上加恩许之。据此，即知张博之狱之诬。不然，王未必敢上书，成帝亦无缘许之也。史但言房从焦延寿学《易》，然王符《潜夫论·考绩篇》，称“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大平之基，必自此始”，而元帝亦使房上弟子知考功课吏事者，则考功课吏之法，亦代有师承。史言焦延寿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又言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盖皆非指《易》学言。疑别有督责之术，而房从而受之也。督责之术，实君主专制之世致治之基，为石显、王凤等所害而不能行，较之萧望之等之见废，实尤可惜也。不然，元帝何至蒙威权堕损，为汉基祸之诮哉？

萧望之、周堪、京房而外，直臣见厄者，又有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皆以奏封事言显短；郑令苏建，得显私书奏之；后皆以他事论死。史言“自是公卿以下，重足一迹”焉。显见左将军冯奉世父子为公卿着名，女又为昭仪，在内，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问，言显专权，罢归郎官。后御史大夫缺，群臣皆举逡兄大鸿胪野王。天子以问显。显曰：“恐后世必以陛下私后官亲。”遂废不用。其巧于挤排如此。韦玄成、匡衡为相，玄成永元元年为相，三年薨，衡代之。皆名儒。史言其畏显不敢失其意。案毁庙之事，实成于玄成手。衡持之亦甚坚。衡初为郎中博士给事中，上疏言：“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又言“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宜减官室之度，省靡丽之饰”。其议论，实与王、贡、翼奉等同。后迁光禄大夫大子少傅。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衡上疏言：“论议者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则颇类乎独持故事者矣。岂衡本史高所荐，稍依附之邪？成帝即位后，衡与御史张谭奏废显。司隶校尉王尊劾衡、谭居大臣位，不以时白，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衡固百喙无以自解矣。显訾至一万万。长安豪侠萭章，与显相善。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显当去，留床席器物，欲以与章，其直亦数百万。显之交私，可谓甚矣。《后汉书·侯霸传》：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