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八章 时务十八策

应天府，礼贤馆内。

这些天，只要宋濂教书出去，章溢和叶琛也去营田司时，朱元璋大多会拨空来礼贤馆。

馆内，朱元璋坐在主位上，对着坐在下位的刘基，道：

「先生所呈时务十八策，甚合我心，在巩固势力的前四策方面，与先前延揽的众儒士所提的看法差异不大，不滥杀、不扰民，籍营田、通道路，城下则揭榜告示，严令军士兵官员，民惟邦本，本固则邦宁。」先前先生也已讲明过了。

「不过，后四策则有不同之处，令元璋耳目一新，还请教先生说明。」

刘基回答道：「巩固势力有内部和外在之分，前四策主要是针对内部的方针，就不用多说，后四策则是针对外部，其中两策主要为『宣传』。」

「《论语．子路篇》「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悦)，远者来。』」

「所谓近悦远来，也就是所属势力范围内，如果百姓过得好，更远地区的人民也会心生向往。但在争战时期，消息不容易传开，要让远方人民知道，在主公治理下都能安居乐业，便要有告榜人，此为解释榜文的人，宣传政绩的人。」

「告榜人的工作，除了让无知的人民、不识字大众，很快就知道榜文政令外，更进一步地，是让主公所作所为的德政，能更快速地传开。」

朱元璋回道：「先生说的是，光做事但知道的人少，又或太慢才让大众知道，在这乱世之中，确实是缓不济急，这宣传甚为重要，甚为重要。」

刘基又道：「告榜人为『宣传』、为出，有出则有入；另两策即为入，主要便是『情搜』，也就是搜集舆情。」

「光由战情文书，以及官员上呈文件，所得的内容可能会有偏颇；建请主公多听多看，或者有另一管道来搜集，包括官方的、民间的实际情况，才得以适时调整政令。」

朱元璋也说：「先生说的是，搜集舆情也很重要，由各地部属所上呈来的文书、战报，大多报喜隐恶，确实需要有另一管道上达，才能知道真正的情况，不致于为德不卒，先生所言甚是。」

朱元璋心里想着，「舆情搜集」这件事，的确非常非常重要！

这些部下们，大多报喜不报忧，常常隐瞒事情；一定要另有管道，另立管道，而且要建制一个忠于自己的管道，来搜集才行。

朱元璋续道：「先生针对巩固势力所提的八策建言，元璋受益匪浅，定当尽力而为。另外，针对统一反元方面的八策，可否也请先生指教元璋。」

刘基道：「主公目前的军力，仍远远不足以对抗大元；所以巩固势力后，还必须壮大军势，而最好的办法，即是吞并大江南北的反元势力。」

「主公会与张士诚攻伐多年，主要看上江南富庶，若能先取得该区域，则不论后勤、军力，都可跃升一台阶。」

「不过，张士诚虽无远图，但善于守成，短期间不易攻下。而大江上游的徐寿辉，整体来说，军势为反元军中最强，但只是个空壳子；其麾下的陈友谅却野心十足，预料他在徐寿辉的天完朝中站稳脚步后，必将倾全力往东扩展。」

朱元璋插话道：「近年来对这陈友谅的崛起，多有所闻，不料目前竟已坐大到此地步，有如此大的野心。」

刘基回说：「所以在战略上，如先前在青田向主公所言，便是『攻强防弱』，布防东方张士诚，而趁陈友谅未站稳前，强攻西面。」

「强攻西面方面，陈友谅渔家出身，熟悉水战，拥有庞大舟师，在次战略上，先以大江沿岸城镇为主，再以骁将由陆路进击。」

「法曰：『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主公目前手下以邵荣、徐达、常遇春三人可堪为上将，以上将对决陈友谅军，沿大江上游而进，一来布局江岸，水路方便，二来互通支持，防陈友谅舟师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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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防东方方面，主要则派遣守将固守东方边防，搭配些勇将随时侵扰。」

朱元璋也恨恨地说：「张士诚这个守财奴，的确是根难啃骨头，摆后面再来处置。」

刘基道：「此为统一反元的前六策重点，另外两策则是降将释权、整并降兵，伯温认为降将或有可用，但最好另以其他兵力给用，不过此须视个别情况而定，这方面尚请主公多加用心才是。」

朱元璋也道：「大部分降兵比较没问题，亲卫兵、子弟兵就要特别处置；而降将则是要特别对待，处理不好可能叛变，也可能造成以后敌军是否投降的忌讳，先生这两策确实要多加用心。」

续道：「十八策最后两策是针对大元军队，先生认为察罕帖木儿如何？」

刘基回说：「此人也算蒙古大族后裔，但汉化甚深，对中原局势、各家学说，皆了然于胸，是个大将，更是忠臣，是值得钦佩的人物。」

「大元朝廷有前丞相脱脱之覆辙，对于察罕帖木儿也给予相当高的官衔、将令与实权，加以治军严谨，军势壮盛，目前不宜与其争锋。」

朱元璋道：「所以先生的策略，一是支持大宋，二是避开察罕？」

刘基道：「以大元朝廷现今政策，称王称帝者都是首要剿灭对象，大宋必将首当其冲。主公目前虽不受大宋节制，但表面上仍属大宋，不能让大宋太快灭亡，支持大宋军队粮草，协助大宋与其他势力作战，让大宋继续在北方顶着，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

「依伯温判断，察罕平定山东后，接着将进攻在安丰城的大宋，以察罕的军势，应该是一、两年内即可完成，之后必将南下；先前称王的张士诚已降元，